在上海一年的生活，徐志摩和陆小曼经常会发生摩擦，他们在性格上、兴趣上的不合也逐渐显现出来。陆小曼喜欢玩，喜欢热闹，偏于懒散，享受安逸的生活，而徐志摩则喜欢静，喜欢思考，向往过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

    更让徐志摩头疼的是陆小曼的挥霍无度，她常常包定剧院、夜总会等娱乐场的坐席，一掷千金的赶场，捧角，去“大西洋”、“一品香”吃大菜，家里佣人一大堆，还要加一辆长期雇佣的汽车等，一个月下来，生活费高达五六百银圆（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元左右）。徐志摩一个月教书的薪水根本不够陆小曼的开销。深爱妻子的徐志摩不得不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但仍然是捉肘见襟。

    由于陆小曼身体一直不好，来到上海后，她的朋友翁瑞午就劝她抽几筒鸦片，虽然病情得到了控制，但久而久之，竟然上了瘾。吸食鸦片后的陆小曼愈发的变得懒惰、贪玩，还给家里增添了一笔巨大的开销。为了演戏订做行头，陆小曼把恩厚之寄给他们夫妻俩赴欧学习的费用也给花了，徐志摩虽然很郁闷，但为了陆小曼高兴，他也只得无可奈何的答应，并且勉强同意跟陆小曼一起同台演《玉堂春?三堂会审》。

    1927年12月7日，《玉堂春?三堂会审》在上海夏令匹克戏剧院上演，那天徐志摩为了不扫陆小曼的兴致，演了一场的戏。但事后，发生了一件让徐志摩特别尴尬的事情。17日，《福尔摩斯小报》刊出了署名为“屁哲”的下流文章，标题为《伍大姐按摩得腻友》，影射陆小曼与翁瑞午之间的关系。虽然文章多不实之处，但可以知道，在那时，陆小曼与翁瑞午是走得比较近的。这件事对徐志摩伤害很大，也使夫妻俩的关系渐趋紧张，但陆小曼并没有为此放弃交际，放弃朋友，仍然我行我素的与翁瑞午交往。

    翁瑞午，江苏常熟人，世家子弟，会唱京剧，画画，鉴赏古董。由于常常投陆小曼所好，非常得陆小曼欢心。在陆小曼的众多朋友中，占据比较特殊的地位。

    虽然，陆小曼与翁瑞午交往过从，但她内心深处还是爱着徐志摩的。只是，很多习惯她从小就养成，一时也改不了。与徐志摩的婚姻处理得不好，陆小曼也有她的无奈，她曾经对她的好友王映霞说过：“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所结婚，幻想泯灭了，热情也没有了，生活变得象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

    这一年的徐志摩，笼罩在深深的悲观之中，就连给学生讲演的演说词，也充满着悲观的情绪。应暨南大学秋野社的邀请，徐志摩给全校师生做了一次讲演，题为《秋声》。

    徐志摩说两年前在北京，也是这么一个秋风生动的日子，有一次讲演，题目叫。他把一个人的感想比作落叶，从生命那树上掉下来的叶子。落叶是衰败和凋零的象征，它的情调几乎是悲哀的。但是这些在半空里飘摇，在街道上颠倒的小树叶儿也未尝没有它们的妩媚，它们的颜色和意味，在少数有心人看来，在这宇宙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多谢你们的摧残，使我们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它们仿佛对无情的秋风说。“劳驾你们了，把我们踹成粉跺成泥，使我们得到解脱，实现消灭。”它们又仿佛对不经心的人们说。因为在春风回来的那一天，这些卑微的生命的种子又会从冰封的泥土里翻出一个新鲜的世界。它们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徐志摩那时感到的沉闷真是一种不可形容的沉闷。它仿佛是一座大山，他整个的生命都叫它压在底下。他就曾借了《毒药》这首不成形的咒诅的诗发泄一腔的闷气，但他并不绝望悲观，在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