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期间的另一场论争是鲁迅、周作人与徐志摩的好友陈西滢的论战。这次论争是留日知识分子与留美知识分子的一场较量，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自由的论争。

    1925年5月，由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事件，鲁迅兄弟等人与陈西滢展开论战。

    生性不爱管闲事、不爱与人争执的徐志摩在鲁迅等人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一直没有说话。

    徐志摩最先表示关注这件事的是在1926年1月13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徐志摩在文中称赞了陈西滢的学问、文章及品格。他是在看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关于法郎士的《新闲话》有感而发。正在论战中的鲁迅兄弟看到文章后很恼火，认为徐志摩也参加进来并为陈西滢助威。

    周作人于是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刊登在1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他表示不敢赞同徐志摩对陈西滢的恭维，还责备徐志摩是非不明。在同一期《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发表了自己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对周作人的责难进行了辩解，并想在此次争论中做和事佬。这种天真的和稀泥做法徒劳无功，双方都不买账。况且在这种争论中，徐志摩很难做到对两方都不偏不倚，但他觉得有必要以他那种尴尬的角色调解双方。

    于是，徐志摩在1月30日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声明：“无论如何，我以本刊记者的资格向读者们道歉，为今天登载这长篇累牍多少不免私人间争执性质的一大束通信。”在这天的副刊上，徐志摩用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组关于“闲话”的论战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陈西滢的。

    徐志摩说陈西滢是他的朋友，是他最佩服、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陈西滢的学问、人格都是无可置疑的。他心眼是有点儿窄，但他也不是好惹的。关于陈西滢在闲话里对时事的批评，徐志摩也是同意陈西滢的时候多，虽然他并没有陈西滢那种说闲话的天才与兴致。至于周氏弟兄，徐志摩说他与他们私人交情很浅。他从来没有见过鲁迅，与周作人相识，但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对鲁迅的作品，徐志摩说他读得很少，就只读过集里的三两篇小说和集里的几页，那是因为最近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徐志摩才去读的。鲁迅平常写的零星的杂感类的文章东西，他即使看也是白看，因为他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周作人的作品他也没有全看，但比看鲁迅的要多。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尤其是他的博学。他爱小挑剔，徐志摩是知道的，他自己也承认。

    犹豫踌躇的结果，徐志摩还是把陈西滢投来的稿件照常刊登出来，并且也负代登的责任。

    徐志摩的理由如下。

    虽然这场争执表面上看来是看私人性质的，但它所涉及的当事人多是现代的知名人士、舆论界、思想界的领导者，并且这场争执是因为1925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风潮，它的影响就不仅仅限于社会，而且会牵涉到政治和道德。在双方各执一是的时候，旁边人只觉得迷惑。这事情有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果是非多少还有标准的话。陈西滢一向是处于孤单的位置，他一个人冷清清地说他的闲话。相反，骂陈西滢的却是极不孤单的，骂的笔不止一枝，骂的机关不止一个。这究竟是因为陈西滢确实有冒犯众怒的地方，还是对方仗着人多势众、发表机关很多特地来破灭这闲话所代表的见解。如果前一个假定正确，那陈西滢是活该，否则徐志摩等那些不会混入是非旋涡的人就应该就事论理，来下一个公正的判断。

    怨毒是可怕的。私人间的小仇恨往往酿成无法预料的大灾祸。酝酿怨毒是危险的；就像藏着脓疮不开刀，结果更无法开交。在这场争执里，双方都郁积了多少的怨毒是不容讳言的，这不是戏谑，这是纯粹的虐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