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之所以应该当众开，是因为更基本的事实：彼此同是在思想界和舆论界有名望、有责任的人，同是在这纷乱的时期肩负着各尽所长清理、改进的责任的人，同是对在迷途中的青年负有指导、警醒的责任的人。是人就有错误，就有过失，在行为举止上或思想意见上。人们受教育为的就是要训练理智来驾驭本性、涵养性情来节制意气。这并不表明人们因此就得贪图和平，处处不露棱角，避免冲突。不，人们在小地方养正是准备在大地方用。一个人如果纯粹为于己无关的动机、为正义、为公道奋斗时，我们就佩服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或言论中包含有私己的因素，那时不论他怎样找借口，也是不能容许他。例如这一次争执，双方似乎都尽情发泄了，像徐志摩这样的旁观者就应该来考察一下，究竟这场纠纷的背后有没有关系人道的重大问题，值得有血性的人们奋力拼搏——例如法国的德来福斯的案子，起因虽小，却含义重大——当前的问题是不是同性质的？还是这里面并不包含什么大问题，有的只要两边或一边弄笔头开玩笑过分了的结果。那就好办了，说开了朋友还是朋友，本来不是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敌。

    为了这几个理由，徐志摩决定登载陈西滢的稿件。在副刊这也算是一个结束，从徐志摩的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起，经过周作人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到陈西滢的总清账为止，以后除了有新发明的见解，徐志摩声明，关于此事辩难性质的来件，副刊不登载。

    徐志摩强烈呼吁双方停战，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陈西滢接着在《致徐志摩》的信中更不客气地斥责鲁迅。鲁迅也不依不饶，说自己所遇到的只不过是“几个家丁”的叫骂，刚开始，就关门了，“据说‘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这自然又将陈西滢与徐志摩一块儿骂了。

    不爱意气之争的徐志摩对这种事实在不感兴趣了，不过，他仍然执着地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再劝解争执的双方。1926年2月3日，徐志摩在副刊上发表《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呼吁双方停战：“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

    徐志摩在私下里也劝说双方不要再战了。1926年1月3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他与俞平伯、江绍原等人谈过，大家都认为有停息的必要，准备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过去的只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齐心协力来对付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叫俗人们笑话。关于闲话之争，徐志摩说自己已是十三分的懊悔，30日那天也不该登载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他非常高兴，因为周作人居然能持温和的态度。至于陈西滢，他这次发泄已算够了。彼此都说过不悦耳的话，就算两开了吧，看在徐志摩他们几个居中调解的朋友的份上，因为他还是深信彼此之间没有结仇的必要。这点极诚恳的意思，千万请周作人容纳，最好在徐志摩动身前再给他一句可以使他放心的话。

    只要彼此放开胸膛，什么事都没有了。

    徐志摩说他信得过陈西滢和周作人，但他担心鲁迅那里不好处理，希望周作人能从中调解，他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

    鲁迅在看了徐志摩的《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后，在2月7日又发表了《我还不能“带住”》，双方继续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