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亡命海外，积极争取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救国。1899年夏秋刘学询乘访日之机，在东京秘密会见孙中山，企图离间孙、康两派，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刘学询返国3个月以后，成为商务大臣李鸿章的部属。

    李、刘合谋诱骗孙中山对付康有为，孙中山洞悉其奸，置之不理。李鸿章移督两广后，刘学询作为心腹幕僚护持左右，在策划“两广独立”中主动为李鸿章和孙中山搭桥。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胁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团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下，对义和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实为清优，‘灭洋’者益增洋衅”

    ③。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企图控制、利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

    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

    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联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根据何启、陈少白的建议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5月底6 月初，“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深表赞同，立即函告孙中山。刘学询也闻风而动，对李鸿章说：“如傅相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

    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于是，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虽然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其实，孙中山怀疑李鸿章是不无道理的。当时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国联军尚未组成，香港总督卜力在外休修尚未介入。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于理于势，均属虚妄。直至6月10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1天，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

    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

    ①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

    ②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77页。

    ③ 《端中丞劝成秦民告示》，《庚子国变记》，第231页。

    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①庆丕接电后立即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很诀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见电奏清廷。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

    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罗致孙中山以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与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想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防止变乱、安定秩序、维持既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