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章督粤时备加倚重和竭力庇护他。

    1899 年夏秋刘学询经清廷钦派赴日，明为考察商务，实则前去谋刺康、梁，后人李鸿章幕府，成为其机要幕僚。梁启超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自称“康党”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既不敢违抗拿办康、梁的懿旨，又不愿与康、梁彻底决裂，于是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情景。李鸿章一面“奉职而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3人家属，并请英国外交部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及驻华各口领事查拿拘禁保皇党人，力图防止保皇党人以港澳为基地，在广东掀起“武装勤王”风潮；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早在2月11日清廷就命令李鸿章铲平康、梁在广东本籍祖坟，“以儆凶邪”。但是，李鸿章迟迟不动。3月26日总署责问李鸿章：“平毁康逆坟墓一事，如何办理，迅速电复。”李鸿章当即复电总署说：“新党”在香港订做“勇衣”、“战裙”，“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联系的“会目甚众”，筹集的“会银甚巨”。“惟虑激则生变，平毁康坟似宜稍缓筹办。”慈禧对李鸿章的态度颇为不满，常驻北京的李经述等闻讯后立即通报其父，说“内意甚忌‘新党勤王’四字”，“深以缓平坟一语为不然”。事实确系如此，慈禧怒斥李鸿章“语殊失当”，警告说“倘或瞻顾旁徨，反张逆焰，惟当李鸿章是问”。

    李鸿章无奈，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諠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地“使人问讯”康有为。凡此种种，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既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

    ①；并终于软化了梁启超的强硬态度。4月12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至于刘学询，他们还是坚持除治，不稍宽恕，认定“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事“与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

    ②。刘学询和李鸿章的地位与用处毕竟大不相同。并且，就个人恩怨而言，康、梁与刘学询势不两立，因为刘学询一直自告奋勇充当谋杀康、梁的凶手，而康、梁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缓和，则主要取决于政治的需要。

    李鸿章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的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有戏剧性。

    这主要表现在关于“两广独立”的筹议上。

    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1894年6月孙中山千里迢迢从广东赶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幻想借助李鸿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孙中山所以寄希望于李鸿章，不仅由于李鸦章是洋务派的旗帜，号称“识时务之大员”，坐镇北洋，遥执朝政；而且因为李鸿章是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提倡西洋医学教育，主张“使西方科学之利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册，第206页。

    ① 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9页。

    ② 梁启超：《致雪君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册，第238、239页。

    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但是，李鸿章既未接见孙中山，也没有理睬其书中主张。孙中山在上书碰壁之后，“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

    ①，始决志走上革命道路，创立兴中会，把推翻封建的清朝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并决定于1895年童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事先亦略知情”，特地向孙中山透露广州有巨额“闱姓”饷银“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

    ②。孙中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