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人靠我母亲把萤光幕上每次出现的日文说明字卡翻译出来，看得入迷。接着又陆续找到“东京物语”、“早安”，都看了。

    这种看法最好的地方，我想是将心比心，碰面即中，不论看到了什么，于自己都是真知。正如刘大任“浮游群落”中所写小陶大病一场之后的了悟，“波特莱尔的忧郁不是他的忧郁，他不能也不应该眼睛望着台北市栉比鳞次的泥灰色屋瓦，却一味追寻波特莱尔坐在塞纳河畔的阁楼里望着巴黎波浪滚滚的屋瓦油然而生的忧郁。他不应该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想成自己的悲怆，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世界，他应该先牢牢抓住自己生活里的一点一滴，就像他抓住病中第一碗蒸蛋一样，细细地、全心全意地领略它的真实滋味。”

    真味与真知，这个应该是侯孝贤电影，从选择内容到选择表达方式时所凭持的判定依据。他始终是贯彻用自己眼睛去看，用自己语言去说的一位电影作者。

    陈映真替时报小说奖决审时曾说明他的评审标准，是从“说什么”，“怎么说”，“为谁说”三方面来看。假如问侯孝贤的电影说什么，怎么说，为谁说?我想他说的是他所浸润生长的台湾这个地方，一般人们生活的况味。他是为同时代跟他一起生活的这些人们而说。若想要把这份况味传达出来，他必须用一种只有适合这份况味的语言来说，这就成为他的电影的形式。当欧洲人惊见于侯孝贤电影中独特的形式、结构和美学意识时，那是因为有那样的内容，才有那样的形式。

    形式也成为内容，文体亦即是况味。詹宏志在“创意人”一书中指出，语言是意义的载体(carrier)，也是概念的载体。新的概念发生，则必然要铸造新的语汇，有时候，语言发生变化，也意味着新概念或新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文字，本身就是主意(ordsarethemselvesideas)。”詹宏志说，文字的发生，假如我们追踪它的历史，其实就是在追踪概念的历史。

    譬如李磬的“中国文学史话”提出春秋战国时的论文，发明了许多新字新语，一种用来说明“无”这个概念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阴阳、虚实的虚字，与窈冥、仿佛等形容词。又一种是用来说明“生”这个概念的，如萌、息、屯、茁字。又一种是说明无限时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与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这种种新字新语使春秋战国时论文的内容特色得到明确的表现，而且使论文成为诗的。同时期印度佛经里有许多说明“空”、与说明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的字语，但是没有说明“生”的字语，此实则已表现了两个文明在文物制度造型上的差异。

    日本于战后大量删减汉字，像“悠”字，“萌”字，许多表现空色之际的字眼皆除去，余下的多是色界的实用之字，数学家冈洁称述这种野蛮的行为是日本文明的大堕落。如此来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日本人视他为最具真正日本味的导演，语气之中是带有强烈的文化自觉的。

    如众所皆知，小津一直只使用一种镜头，摄影机离地板数十公分高，保持与角色坐在榻榻米上的平行角度来拍摄。因为日本人在榻榻米上生活，若是用高踞在脚架上的摄影机来观察这种生活，是不真实的，而必须以盘坐在榻榻米上的日本人的视线水平，来观察他们四面的人、事、物。且小津的镜头很少移动，到了晚年，则几乎固定不动，“唯一的标点符号是跳接”。这种传统的眼界，是静观的眼界，极目所见，是一个非常约制的视野。“这是倾听的、注视的态度。”和一个人在观赏能乐或日出的时候，以及一个人在做茶道或插花的时候，所采取的姿态是相同的。

    谢鹏雄有一篇谈小津的文章，他说：“小津必定是对日本文化有极深的眷恋，而这种眷恋又必须用某种方法才能呈现出来。这些方法有一部份是违反西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