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你的事业一直做到哈尔滨......”

    布莱斯·桑德拉

    他们是一对儿，真正的一对儿。儒勒远离祖国，来到中国，更加强了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在千里之外，玛利亚一步步跟随儒勒在远东境内的足迹，她满怀渴望，有时甚至是焦虑地读着儿子的来信。就像他所说的，他们延续着一个任何高山大海都阻隔不了的对话。在中华帝国里，儒勒就像所有失去了长辈引领的孩子一样，非常渴望得到玛利亚的意见、建议，甚至责备。这如同所有母亲，她最了解自己的儿子。然而，1926年10月的一天，玛利亚离开了人世，儒勒成为了失去母亲的孤儿。

    玛利亚，这个儒勒的“小妈妈”，阿尔弗莱德的“格拉第”，玛利的“好巴巴”，这个每个亲人都给她一个昵称的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在74岁的年头上逝世了。对儒勒来说，必须独自继续在中国的生存。毫无疑问，这种失去亲人的打击，对儒勒影响很大，他自问，再回到那个遥远国度去有什么意义。十七年前，他离开祖国走这么远，只是为了满足玛利亚和自己的需要，他们两人的命运是合二为一的。但这种念头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他已爱上的中国，在玛利亚离开之后，或许就要成为留下他痕迹的真正故乡。十七年来，法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后方，一个暂时的庇护所，他能在法国休憩几个月然后又远离许多年。他的生命已经和中国土地紧密相连。而后来的十八年，充分地证实了他的这一看法。

    1927年1月，儒勒登上“坡尔多”号离开马赛时，心里不禁抽搐。他头一次意识到，再回到法国就永远不是原来的滋味了，他再也不能找回玛利亚。而他准备进行的新的“中国的奋斗”，也不再有原来的意义，因为他再也不能向人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是的，作为一个42岁的男人，儒勒不再是原来那个孩子，玛利亚的逝世使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断裂。这种灵魂的裂痕，我们再也不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可以吐露秘密和忧愁的对象。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内心的这种漂泊，在他和他的家人的苦难中显露出来。

    1927年之前，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儒勒都是顺利的。然而，从1927年开始，本来对职位安排比较顺从的儒勒，开始坚持要上级给他被认为是剥夺了的承认。他对此如此严厉，也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学生翻译官，而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他要担负起父亲的责任。儒勒和上级的关系逐渐恶化，不清楚是否由于他在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或者是由于他想从越来越不欣赏的社会职业圈里淡出。从此，后来的十八年里，儒勒进入了“苦难岁月”，他越来越关注家庭，而在事业方面，则显示出古怪的性格。

    这些苦难岁月展现出一个“漂泊”的形象，和以往儒勒那种“直线前进”的形象形成了对比。这是一个男人内心和事业的漂泊，儒勒的生活渐渐被一些自己使不上力，也无法控制的事情主宰。总之，这是身体和灵魂的漂泊。

    1927年，儒勒重新任职的地方不值一提，那是他熟悉的海口领事馆。人们说随后他就会寻找到在“中国更加活跃的职位”。幸运的是，儒勒由麦尔塞黛和三个孩子：玛利，扎维和皮埃尔（分别是6岁，4岁和2岁）陪伴着。这种陪伴大大增加了他的勇气，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因时局而产生的对家庭安全的担忧。

    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的北伐战争迅速获得胜利。当儒勒来到海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许多省份，甚至重新夺回了英国人在汉口的租界。自从外国人在广州受挫之后，这次收复是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真正的退缩。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观念一直都强烈地要求赶走“外国鬼子”。而国民党内部的国共两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