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投入监狱。时过不久，人们对他的权威就不发生任何疑问了。

    萨达特迅速采取行动，砸断了把埃及捆绑在苏联人身上的镣铐。纳赛尔去世后，他向全世界广派代表，向各国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见到周恩来。谈话中，中国总理问：quot;您知道是谁杀害了五十二岁的纳赛尔吗？quot;这位特使愕然，没有作答。周思来说：quot;是俄国人。quot;他的这番话是隐喻性的，不能按表面的含义去理解。但埃及对苏联的依赖、它与大多数阿拉伯邻国以及美国的冷淡的关系，确实是纳赛尔留下来的包袱。纳赛尔是一个非常自豪和有独立性的人。在他生命垂危之时，埃及的孤立处境使他负担沉重。萨达特认为，这是使他的精神和健康恶化的原因。

    在萨达特就职后不久，我们开始接到萨达特想要使埃美关系解冻的种种暗示。他掌权十一年的特征，是喜欢采取一系列戏剧性的主动行动。其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972年突然驱逐了一万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根据他的判断，俄国人并不可靠，二是他本能地不喜欢俄国人。

    我1974年访问开罗时，曾经告诉他，我认为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感到他们比俄国人更文明。萨达特笑笑，回答说：quot;您知道，我们的感觉恰恰也是这样。我们埃及人比俄国人更文明。quot;

    纳赛尔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总是忙于政府的大小事务之中，为了批阅积压的文件，经常通宵达旦地耽在办公室里。

    萨达特则比较孤癖、好沉思。他经常撇开他的部长们，在午饭后到尼罗河边散步，独自作出各种决定。他每天起床都比较晚，也不一天到晚都工作，而且讨厌琐事。他的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拖拉的、效率不高的，但是，重大的决策——萨达特把这些决策都留给他自己来做——却总是惊人的、高明的，有些决策，诸如驱逐苏联人和1977年他的耶路撒冷之行，从根本地变了中东政治的格局。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对过眼烟云似的国际关系花费那么多传统的智慧和才识。

    全世界将缅怀纳赛尔和萨达特在外交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两人都试图恢复阿拉伯人被损伤的自豪感。萨达特1973年发动赎罪日战争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矫正1967年以色列的胜利所引起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但萨达特还有进一步的意图。苏伊士运河事件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仍象过去那样严重。从萨达特看来，在赎罪日战争中显示一下阿拉伯的强大力量，实际上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这样，他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高屋建瓶的姿态来谋求和平；从软弱的地位出发是无法这样做的。

    萨达特讲究实际的程度与纳赛尔轻率的程度相似：他的小心谨慎与纳赛尔的冲动妄为从程度上看来，也是不相上下的。

    他的一些主动行动，都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精心安排的，而且事先全面考虑了可能造成的后果。萨达特感到必须结束埃及在经济上的孤立状态。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则意味着开展新的贸易，从苏伊士石油中增加新的收入，以及从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收益。纳赛尔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为解决埃及的国内问题带来什么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不过是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忽略国内问题的一种办法。萨达特的对外政策，则是朝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在纳赛尔失误之处，萨达特却取得了成功。因为他把增进埃及这个国家的福利、而不是quot;阿拉伯民族quot;的福利视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比起纳赛尔来，他对推动世界前进的各种力量具有更为广泛和正确的了解。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又精心地把在国外所做的一切与在国内改善人民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