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崇高敬意，并对他在1956年为了拯救埃及所作出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他谈吐文雅，仪表尊贵，而且显得很有才智和见识。他深有感触地谈到他关于改善埃及人民生活的愿望，又问起我如何估计苏联领导人当时的态度和意图，并专心地听着。尽管当时埃及严重地依赖于苏联，但他显然并不喜欢苏联支配一切的思想，还表示了与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愿望。他很希望我们去参观一下阿斯旺大坝。为了进一步表示他的殷勤好客，他一再要求我们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去参观。途中，他的飞行员让我们在低空俯瞰了金字塔和埋葬国王们的谷地。

    我们去大坝的访问是一次令人生畏的经历，因为白天的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我们是在半夜下到大坝开挖区的。纳赛尔曾告诉我说，大坝的工程实际上都是埃及人承担的。但当我们看到大型推土机在强烈的照明灯光下挖土时，我的夫人敏锐地注意到，操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埃及人，而全是俄国人。

    六十年代期间，纳赛尔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对别国进行干预。

    他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煽动革命，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也门内战的泥潭。在国内，他依然忽视埃及的经济问题，在政治上也继续进行镇压。尽管他公开承认他对苏联的支配地位感到恐惧，但他对俄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的依赖性却有增无减。

    纳赛尔这位革命者忽视了革命的时刻已经终结、巩固成果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事实。从字面上看，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是有益处的。通过这种运动，他在阿拉伯人民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感和自豪感。然而，这一运动的主要宗旨——对以色列的僧恨和对西方的不信任——则是有害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结果，他的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的升级，并使埃及畸形地依赖于西方的敌人——苏联。

    1970年9月，当我们得悉纳赛尔由于心脏病发作而遽然辞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地中海的一艘航空母舰上观看美国第六舰队的演习。我本想前往开罗参加葬礼，但后来觉得这是不明智的。因为当时埃及政府仍与苏联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极端仇视美国。如果纳赛尔的继承者希望改善埃美关系的话，我认为应该由他们迈出第一步。于是，我改而派了一个代表团，代表我前往开罗。

    到纳赛尔逝世时为止，萨达特在幕后已经等了将近二十年他一直未遭到纳赛尔的极度妒忌之害，因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个人野心。他乐意承担纳赛尔分派给他的任何差使。有人把他称为：quot;纳赛尔的哈巴狗quot;：有人则说，他前额上的印记，不是由于每天祈祷时在地上叩五次头而留下的——象所有虔诚的穆斯林所做的那样——而是由于在内阁会议上，纳赛尔为了让他留心听别人讲话，常常戳他的脸而留下的。

    十八年来，安瓦尔·萨达特一直在注视着，倾听着。革命前，当英国人掌管埃及时，他在狱中服刑，并学会了如何忍耐，也懂得了耐心的价值。他知道纳赛尔妒忌心很重，因此，他总是小心翼翼的，从不露出要为自己争权的迹象。除此之外，萨达特还是人们可以指望的、十分珍视友谊、认真实践诺言的人。

    不过，他在代表纳赛尔去国外访问时，也交其他的朋友，包括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王储。他当总统以后，曾私下对费萨尔说，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和他对苏联的依赖都失败了。

    1970年，萨达特在纳赛尔去世后掌权时，许多观察家认为他的政府肯定只能维持几周，因为他缺乏纳赛尔那样感人的超凡魅力。他们没有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魅力，而且一个人只有在掌权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断定他是否具有这种难以捉摸的品质。萨达特并不想走纳赛尔的老路。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开始就熟练地阻止别人夺权，并把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