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梭序》：「紹興二年玄�綒q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為「牡丹」。凡萬曆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好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讀宗廟，脾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匯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招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啟中，篡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幀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密疏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捨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對，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為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啟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為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為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啟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力貼黃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粘附犢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札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裡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大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舊唐書?姚躊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始也。」

    ○四書五經大全自朱於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