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之不仕。官职之升沈本于乡评之与夺，其犹近古之风乎？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凡十恶、奸咨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书之申明亭。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后之人视为文具。风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巖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裸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杨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为此也。 旧唐书，薛谦光为左补阙，上疏言，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厉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诬其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唇，假有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诏改为制。才出，试遣搜敡，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自求之称也。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挹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故选司补置，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渐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则徼幸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修名则兆庶蒙其福。风化之渐，靡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谓切中今时之弊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程编修曰】三代以降，士气之盛，无过于东京。论者谓明章尚道崇儒所积而致，愚则谓儒林一派开自西京，其所由来者渐矣。盖自武帝立五经学，登用儒士，由秦以来，风气为之一变，特不能择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矫伪耳。光武明章，远承末绪，又从而重之，所谓设诚而致行之者，儒术盛而士气奋矣。由武帝以迄桓灵，三百馀年，积之如此其厚。而上无精明浚哲之君，柄臣椓人，迤逦用事，清议在下，党祸遂兴，举端人正士一举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国家须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应也且或真少而伪多，苟无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