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减什之三，而猶為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畆之糧，化而為十四畆矣。[36]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隷松江府沒官田，宜準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官田糧俱照此例。此固其積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佃。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為一册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一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册，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37]景泰二年十一月庚戌，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五月庚申，詔巡撫直隷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佃。先是正統中，戶都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民田為官田，以備其數。旣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辦糧，以甦貧困。但行巡撫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莫能究竟，其獘仍舊。至是郁復以為言，戶部請從其議，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於是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剏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畆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畆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為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38]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極為惋歎。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百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39]宋史言，買公田五千畆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畆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畆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畆至三百畆，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繇，則猶其遺禍也。[40]宋史謂其獘極多，其租極重，及宋亡遺患猶不息，亮哉斯言！而况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册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41]隋書李德林傳，高祖以高阿那肱衞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强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以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後漢書，譙玄子瑛，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玄卒，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勅所在還玄家錢。則知人主以天下為心，固當如此。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衆而損於國。有王者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