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 Beresford）在美国鼓吹门户开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说。真是天如人愿，当他们正在造势的中途，便发生了上述的“美西战争”，把全美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都吸向远东去。美国既占有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英美如一旦携手，则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黄海、南中国海和地中海）使是他们两国的天下了。

    美西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气焰熏天。他们也主动拉拢英国。英美携手，则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就变成一边倒。纵使俄德法曰对中国仍有瓜分的企图，英美二国只要消极的示意不参加，他们就得赶快住手；坚决说“否”，其它列强也就赶快表态。公开声明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这就便“门户开放政策”从“维护条约体制”，升级成为英美保险公司，担保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甚至担保胡作非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儿子“归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估计错误，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

    英国人搞外交之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它全民族政治成熟的结果。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它全民族智能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Anglo－American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搞个American－British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持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不幸周公受制于一个不学有术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辈子稀泥而长才不展，庶民沟壑，真国族之不幸。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足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