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园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 义和团所要投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二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拄】 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回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僻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间那个四人帮和这个四人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鸿章很快的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二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他二人对西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己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与各省会各商埠，则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八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古氐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七月十六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申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任，七月十七日遂力疾北上，二十二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

    笔者在前节已交代过，庚子年间列国对华外交呈各有其既定政策；他们在彼此之间是互争短长：永不罢休的。可是他们对中国朝野的反应如何，则一向是耳边风，绝不买帐的。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你所可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你收点渔翁之利。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的鹬蚌之争是永不休止的，而我们的李鸿章（周恩来也是如此）却正是个搞以夷制夷闻名世界的高手。

    笔者落笔至此，心有余酸。盖二次大战之末，当罗、邱、史三人在“雅尔塔”会两支解中国时，罗氏忽然良心发现说：“我们还没有通知蒋介石呢！”史氏莞尔说：“我们三个人决定了，蒋介石还敢翻案？”果然蒋介石不敢翻案，而蒋氏之下的几位，却又是只想承旨做官的政客，因此那片大于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就被他们不声不响的断送了。——李鸿章这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