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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列强刺激 太后玩火 端王窃政 群运出轨
位神父的幽灵,同时出现,互控寃情,在此情况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择何从呢?

    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拚命的,这就叫做“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这就叫做“民气”。这股民气,笔者这一辈在“《年抗战”的日子里,都是亲身卷入、亲身体验的。老实说,《年抗战就是当年全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不可一世的入侵强寇,死命纠缠,拚过来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间,八国入侵的时候,全国同胞国亡无日的感觉,实数倍于抗战前夕的一寇独来,尤其是在情况最紧迫的山东和东北。所以该两地区民气最激昂,义和团也滋长得最快。毓贤这个好杀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愤,而感觉“民可用”。他觉得与其杀民媚洋,何如“用”民来除教灭洋呢?毓贤这一心态,事实上是与当时西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权而又颛顼无知的满人小贵族的心态,如出一辙。他们但知民气可用,要“用”它来“扶清”。他们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则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枪不入”所能“灭”掉的?

    对民气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气,又没个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无数次锅炉大爆炸中的一次。

    再者,毓贤究竞是个非科甲出身而习于杀人的莽汉。下棋不看第二步;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团应抚、匪必剿”的原则,应用起来,也漏洞百出。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五百人,一任杀五千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团(民团)。他纵容,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下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日“义和团”,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私办民团。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杨乃至我们亲眼看见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一起来是愈大愈好;官办民团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坟、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保卫腐烂王朝,肋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问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画,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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