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之乱，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实在是与当时山东巡抚毓贤的三原则分不开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贤的三原则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老实说这三个原则本没有错，错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则化为具体的运用，不得其当，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这一条来说吧！当年由于列强对中国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国人在山东，俄国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已激起中国全民的公愤。

    德国人在山东以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已无理已极，而德皇为皇弟海因利盍亲王（Admiral Prince 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o injure us, t ”（原文英译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伦教观察报》（London Spectator）。那时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员之一的翁同龢，在其口记上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德皇这一“挥拳”演说，那时是腾笑欧美的。世人固对德皇之横蛮，嗤之以鼻，而对我华人之不争气，也是怜而鄙之。此事当时对我国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时在巴黎冷眼旁观之法国史家柯利厄（henri Cordier），便认为这种德国佬加于华民之刺激“纵非义和团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见柯著《中西关系史》，卷三，页三六五。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一一。）

    至于德军当时在山东之横行，更是笔难尽述。当地百姓如对若辈稍事抵抗，动辄全村被焚，老幼难逃。某次在鲁东日照县，为一极小的民教冲突，在当地仕绅出面试行调解之时，五位在场仕绅竟被德军强掳而去，送至青岛拘留所，勒令执行极无理之要求。似此绑票勒索之行为，使在一旁观察之美国外交官，亦为之忿忿不平而报请华府留意。（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致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书。载国务院“外交档”，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俄国在中国东北所犯的罪恶，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顺港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境内征收地税。当地农民召集群众大会并缮具申请书，请求免征，态度极为和平恭顺，而俄军竟突然对群众开枪，当场便打死农民和老弱妇孺九十四人，伤一百二十三人。（据西文《北华捷报》记者的专栏报导。）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当俄军于黑龙江畔的诲兰泡（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越境时，华军稍事抵抗，俄军便一举将两岸华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数屠杀，弃尸江中，江为之塞。此一屠杀，中国政府虽末敢澡究，欧美媒体却向莫斯科提出抗议，而沙皇政府竟声言是边远驻军擅杀，俄皇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搪塞了事。（见Arth著（震撼中之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国爱丁堡出版，第二册，页六〇七。）其后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和其它城市中的烧杀，据各方报导，死伤华人二十余万，本篇也就无法详加叙述了。（见李文海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一九八六年济南出版，页二九七。）

    以上所记只是根据西方官员和记者零星的报导，并非受害华人的夸大。当时如作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则入侵者之残暴，就更是罄竹难书了。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国传教士二人被杀，德人借口入侵时被杀之华人，加上中国官府在洋人要挟之下所杀戮之华民，以及民教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即不下数千人。——假如鬼神之说真有可信，以数千枉死寃魂，在耶稣之侧、上帝之前，与在曹州殉道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