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工作人员全是“吏”。连工友杂役，都是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皂隶”．——此风至今不衰。君不见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国营百货商店中的男女售货员，他们哪里是对顾客服务呢？他们只是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传统衙门中的小衙役、小“皂隶”而已。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怪不得他们。一位北京老教授叹息地告诉我说：“要把我们的bureaucracy（衙门），转变成西方的servicy agency（服务机构），大致还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计，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说，我国近代史上转型期的“历史三峡”，可能要延长两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们大致才能安全出峡。袁同礼、蒋复璁的时代，当然仍在峡中，但是他们却是致力于转型的带头人。所以国立图书馆实是我国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

    【附注】其他如邮局、海关、铁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属奠基的。美国的国营服务企业如国家公园和公立图书馆等等，其服务之周到是举世无双的。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进西方学理和制度”。袁氏终身事业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圆书馆），也终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把先进的“国会图书馆编目学”（L. C. system）等精密制度，引进中国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进并突破西方先进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这门学问中，首先引进照相技术，和根据西方学理，实行中文索引和编目的，恐怕也是从袁氏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的。——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先生，为掌握堆积如山的机要文电，他也“发明”了一套“分类”和“索引”系统，颇为总司令蒋公所激赏，而大有功于革命。其实陈氏以矿治工程师，大材小用，而去发明“分类”、“索引”、“引得”（index的汉语音译）一类的雕虫小技者，实是革命期中，军事与学街完全脱钩的关系。他那时如引用一两位有现代训练的，搞“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何需自己去“发明”呢？

    当年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对“引得学”也颇为突出。但是“燕京”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

    “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所引进的科技，如缩微胶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远不如后来的“缩微胶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但是现代化总得有个带头人。袁同礼先生便是推动这一行道现代化的启蒙领袖。

    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勤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谓“华化”、“汉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转型。——在这穜银河倒流、宇宙变色的文化大运转中，我民族菁英，参预其间，正不知有几百几千的风云人物，和几万、几十万和几百万的“无名英雄”，卷入运作呢！——孙中山、胡适之辈，只是这一波涛汹涌的大潮流中，少数知名而幸运的弄潮儿罢了。——“时势造英雄”就绝不是“英雄造时势”所可比于万一的。“时势”是客观形成的“历史三峡”中的惊涛骇浪，“英雄”则只是一些随波逐流的，主观的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