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街，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一团漆黑了。这样，那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博。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蛤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圆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卖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敷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

    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敦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

    现代“图书管理学”（library science）和现代“商业管理学”（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在这一行道里，所谓“服务工业”（service industry），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Post - Industrial Age）。吃这行皈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

    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professional 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tec）的境界，更有机缘能进入本行最高行政阶层而一展所长的，袁氏之外，实难找第二人了。——在上选诸人中，我特提出蒋复璁先生。余游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时访“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见前贤苦心孤诣之遗规。台湾今日如少此一馆，则今日台湾又成什么个岛呢？——缅怀先贤瑜亮，实有余慨。

    11.5 引进“服务观念”和服务科技

    但是话说回头，袁公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管理学，乃至资讯学的具体贡献，又在何处呢？

    答曰：胡适之先生以前不是强调，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法和目的，是引进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吗？适之先生是位启蒙大师和思想家，他只能讲一些抽象理论。至于怎样化“抽象理论”为“具体事实”，那就千头万绪，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行家，来采取实际行动了。上述袁蒋二公就是他们那一行里的始作俑者的实行家、带头人。长话短说，我们也下妨试加归纳如后：

    第一是“观念转型”。因为吾国吾民在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浸淫之下，早把国营事业都办成大小下同的“衙门”。高级领导全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