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社会”的传统，是从我们最古老的“宗法社会”逐渐演变出来的。宗法制是个纯国货。它在其他民族的历史里，是找不到类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会”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简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传统，所发展出来的以父系家长（paternity）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节已言之：我们的“封建社会”之崩溃早于西方一千七百余年。可是我们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却没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钱的程度。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驱使，我们却搞出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帝国来。

    为著这个“中央集权”的运作，我们又发展出一套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这个完整的制度，再经历朝改进，到满清初年，可说已臻至化境。它的运作之灵巧与科学化，允非国共两党后来的党官制所可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东方哲学——儒、法、道三家的精义熔注其间，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个所谓“霸王道杂冶”的“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关于这文化整体的特性与通性，时贤与笔者于各种著作中所论已多，不应再叠床架屋。今且粗列数条，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发生的作用。

    吾人应该提出的第一条便是我们传统“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在传统中国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成员悉听命于一位既长且尊的家长。这种家长在家庭业务的管理上，有其绝大的权力与威望；同时在道德上，他也有绝大的义务与爱心。对一个家庭的兴衰贫富，和子女儿孙的管教养卫，他都要负全部责任的。但是他不是个毫无约束的独裁者。就以家庭财产而言吧！全家成员（除已婚女儿之外）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协议“分家”，则“家长”也只能取其应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则长幼尊卑之间是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长管教之下，连最起码的，现今所谓“基本人权”的“择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国传统儒家论政，多半都是“国、家”并提的，先要能“齐家”，然后才能谈到“治国”。家就是个小国；国就是个大家。所以国王、皇帝便是个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长；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级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县长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类推，则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国”这个现代化的名词，在古代则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体，是最应受到子民们尊敬和服从的。所以孟老夫子骂人时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便是从“父亲”这个小权威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权力金字塔”。然后重重叠叠上瑶台，大小金字塔层层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纵的“国家机器”（state macizen）之间的关系，图解如下：

    可是在传统中国里，政治结构虽然高度中央集权（见图甲）——用时下术语来说，便叫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但是“集权”（centralization）并不是“极权”（total pootalitarianism）。在这个“层层节制”的统治系统里，各级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颇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纵使最高层出了一位荒淫无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过层层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国人民，亦殊不易。因为暴君之出现，他第一步必须破坏他自己的法统。法统既失，则统治机器失灵，在那交通和资讯都相当原始的硕大帝国之内，搞其“东方暴君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