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毕业生，先民主后科学，最终面试犹如 王八瞅绿豆。一位姓谢的副主任还随手送我一只三条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励。主任徐佑珠则 一再把我投放到灾难、探险、暴乱乃至战火之中。

    我以行动敏捷不畏刀剑日夜工作独家新闻而屡受社长褒奖。后来才发现社长郭超人竟是 《精神的魅力》中“顺”走北大一把钥匙的北大学长。此后徒步长城、可可西里探险、秦岭 追熊猫、神农架找野人处处离不开北大前辈。

    1990年12月，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我单枪匹马经伊斯坦布尔、安曼闯入巴格达。中 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神态凝重，正在屋顶上画五星红旗以防挨炸，对我的贸然前来并不欢 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东语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负责。 海湾危机以来，郑大使已组织上万人马经约旦回国，而我却逆人流而入给大使添乱。我现在 仍保存着一张摄自巴格达西北鲁特巴的照片，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大弹坑旁，站着大使郑达庸 、武官曹彭龄（东语系毕业）、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毕业）。

    曹彭龄将军不仅北大毕业，还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将军虽为 武人，可著作颇丰，这也许是家学渊源所致吧。战争中曹武官对我处处照顾，源于北大民主 科学教育传统，我们关于战争态势的分析也较为一致，忘年的管鲍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战时跨国界流动采访，除人地生疏语言障碍外，战时法规、新闻审查、散兵流弹都会使 孤身一人的记者陷入灾难。

    在挨炸的巴格达拉希德饭店，我与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记者河野彻不期而遇。河野是 日本共同社国际部记者，早稻田政治系毕业后在北大进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与我一起工作 过。从此，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生死与共，同行同止，分享新闻线索，直到他奉调去科威特。 那天在约旦一家小酒馆，河野含泪把一大包止血绷带和美军战场急救用品塞给我，酒气冲天 珠泪满面：“剩下你一个人千万别太猛。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 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四

    和平中的生命有时比在战争中更脆弱，许多比我年轻为学弟学妹不幸先我而去。我采访 过的生物系81级曾周是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摔死的，是他家的独子，佛坪馒头山下有他的碑 。十年前地理系柴庆丰勇斗歹徒，被流氓一粒气枪子弹击中大脑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 局长刘镇山、刑侦处长张良基率一帮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缉拿归案。

    以后道听途说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游进死在四川、戈麦自沉万泉河、骆一禾在行进中 倒毙……这还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温杰，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学，后进北大，是中文系81级 的学生。与我同年分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的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殉诗。国政系80级比我 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的学弟朴京一，径直地爬上教学楼顶，跳了下去……一 位学兄称北大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漠视便会瓦解 他的生命。

    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686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开吉普住帐篷，持续半年的高 寒、缺氧、强辐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红细胞增多症。长期没有新鲜蔬菜，嘴唇裂开一道道 血口，高高肿起，脑袋由于缺氧几乎炸裂，几次想一头撞死。

    在我觅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终照顾我并和我同宿一顶简易帐篷达半年之久的《民族画报 》摄影记者凌风，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师兄。他毕业于中文系77级，却有一手修手表修相 机的绝技，探险队许多精密仪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在野外这可是头等求生技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