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父”的爱德华德·特勒，出面为原子能委员会辩护，使许许多多的人相信，为了完善一种“干净的炸弹”，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试验。特勒是一个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人，他的一家以前在匈牙利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吃尽了苦头。他坚信，要是不发展核武器，俄国人就会毫不迟疑地征服世界，他认为他本人有责任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特勒还说，一种干净的炸弹，在其爆炸的过程中，差不多完全是聚变，因此几乎不再会有放射性尘埃。他对艾森豪威尔讲，这样的炸弹在战场上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工具，既可以杀伤敌军士兵，又不会飘散出放射性物质，甚至也没有损坏设施和建筑之虞。他说，这样一种炸弹，如果允许继续作试验，那将用不了四五年时间就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1957年夏天，特勒的“干净的炸弹，作为一种宣传，让人们不再担心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威胁，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鲍林说。一方面，有人寄希望于这种放射性尘埃较少的核武器，另一方面，苏联的谈判代表不肯作任何妥协，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在伦敦进行的核武器谈判陷入了僵局，到9月份就完全破裂了。公众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一些新问题——小石城发生的种族骚乱，苏联人造卫星的升空——大家也就不那么关心核试验问题了。

    秋天，几个主要的大国利用这一形势，竞相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核试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爆炸的核装置，比在此前整整一年中爆炸的数量要超过两倍多。苏联的人造卫星刺痛了美国政府，使它对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对手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人造卫星证明了苏联人充分掌握了利用火箭在弹道导弹的基础上发射核弹头的技术。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美国宣布将在1958年进行一系列重要的试验。

    人们对核试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鲍林为此深感失望。为了应付这种具体的情况，他开始动笔撰写一些科普文章，论述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但是，《女性之家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拒绝刊登他的文章，“因为这样的讨论会涉及到那么多的灰色区域”——另一方面，鲍林继续争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对核试验的请愿活动。

    1957年秋天，他陆续收到许多科学家的签名。鲍林注意到，其中欧洲科学家的反应非常热烈，因此，他查阅了科学家人名录，希望征得更多人的签名。他雇用了一个兼职的秘书，并从自己的腰包里支付他的报酬。这个人负责打字。油印、翻译和邮寄请愿书等。鲍林和爱娃还亲自动手，同时又得到了几位朋友的帮助。他最终可以确信，不但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们正在争相传阅他的请愿书——具体地说，鲍林想要实现的目标是，在48个国家中，每一个国家至少有一名科学家签名——而且名字一定要核对无误。

    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到1958年1月初，他已经征集到43个国家中九千多人的签名，其中许多人属于东方集团的国家。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未签名的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劳伦斯·布拉格爵士，他给鲍林来信说，他没有签名，只是因为“我才疏学浅”；还有一位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他写道，“亲爱的莱纳斯：关于您11月6日的来信以及随函附上的请愿书，也许您能想象到，我从心底里不喜欢您这一套做法。因此，我的崇高愿望就是您这一举动遭到彻头彻尾的失败！！！”——不过，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科学家数量已经足够了，其中有3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百上千位来自我们这个星球上许多较高水平学术团体的著名人士。这就保证了这份请愿书具有鲍林所希望的份量，足以让世界的注意力转到禁试问题上。

    1958年1月13日，鲍林出席了在纽约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一次宴会，他借机将附有全部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当面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萨尔德。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