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几位科学家对请愿书表示了否定的意见。伯克利的两位受人尊敬的化学家，肯·皮哲和乔尔·希尔德布兰德，公开指出，在鲍林的请愿书上签名的科学家中，对放射性的影响真正内行的人不到1％。这就促使鲍林作出了反击，他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实际上都是与核试验问题相关的某一方面的专家，而且请愿书是根据放射性专家公布的研究结果作出判断的——就拿我本人来说，鲍林提醒记者道，我就得益于希尔德布兰德和皮哲作出的判断和试验。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仍然千方百计淡化核试验的危害。在请愿书发表后几天，利比再次提醒国会的一个调查组称，与人们每天承受的辐射量相比，与美国一旦拱手相让原子武器的优势可能带来的毁灭相比，放射性尘埃造成的危险是“微不足道的”。

    鲍林6月11日动身赴欧前，又再次反击。“当利比博士和原子能委员会其他代表人物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发表一系列误导公众的声明时，我的良心不允许我保持沉默。”他对记者说，他将与另外一些人联系，帮助他起草一份新的请愿书——这一次，他要征求全世界的科学家签名了。

    看来，鲍林的请愿书确实已经让美国政府处于被告的地位。在伦敦，谈判已经开始，苏联和美国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商谈禁止核试验问题了。这在一两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公众舆论已经公正地倾向于鲍林的一边。鲍林开始抱有这样的希望：1957年夏天也许就能达成一项禁试协议了。

    第一次出访苏联，成了鲍林这次欧洲之行的高潮。多年来，他一直希望亲自考察一下苏联人实验的具体情况，因此，当他接到邀请，与另外九名美国科学家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生物化学会议时，他欣然接受了。在访问期间，鲍林还一直担任发言人的角色。他打算在自己的生物化学报告中，简要地回顾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那时，这一理论在苏联仍受到冷落，李森科的思想还是官方的信条——然而，一位翻译企图要他相信，在会上鼓吹西方遗传学将铸成大错，对此鲍林非常恼火，压根儿就没有将这些话放在心上。事实与此正好相反，当他在会上直接批评李森科的思想时，他发现在场的俄国人似乎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除了作一些专门的学术报告外，鲍林还在莫斯科的一个礼堂里就分子型疾病作了一次科普性讲演，录制了一篇供电台广播的有关和平问题的发言，其中公开反对核试验。他和爱娃还抽了一些时间旅游和观光。他们发现，主要城市的郊外都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对他们来说，这是出奇地熟悉的景象。“我惊奇地感到，这一番景色勾起了我七八岁时在东俄勒冈时的回忆，”鲍林说。“俄国人看来很像美国人——当然，不是像美国东部纽约等地的人，而是像生长在西部的真正美国人……就像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更加渴望着和平。”

    另外，那里似乎不存在犯罪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鲍林在莫斯科会议上碰到了一位德国病毒学专家。这个人把自己的公文包和所有盘缠都忘在出租车上了，情绪非常低落。然而，第二天，出租车司机赶来了，把这些失物还给了他，并再三致歉没有早一点送来。人们表现出来的诚实，科学家在苏联受到的热情接待，这些都给鲍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鲍林发现，科学家是“顶尖人物”，在这个国度里，是最受人们尊敬、工资收入最高的职业。这也是优越的理性社会的一个标志。

    当然，这次访问带有官方的性质。他没有见到为持不同政见者设立的“精神病医院”，也没有人请他去看一看古拉格劳改营里的情况。

    等到他秋天回到美国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几个月前反核试运动还如火如荼，此时却突然偃旗息鼓了。

    鲍林至少知道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他出访苏联期间，在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学家、被媒体炒作为“氢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