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罢其禁。

    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抚奏请台湾就地铸钱。部颁钱模，文曰“康熙通宝”，阴画“台”字以为别。当是时，天下殷富，各省多即山铸钱，唯台钱略小，每贯不及六斤，故不行于内地。商旅得钱，必降价易银归。铸日多而钱日贱，银一两至值钱三四千，而给兵饷者，定例银七钱三，兵民皆弗便。市上贸易，每生事。总兵殷化行屡请停铸，当事者不从。及调镇襄阳，入觐，力言台钱之害。旨下福建督抚议奏。三十一年，始停铸焉。

    乾隆四年，省中以台湾钱贯殊常，从前通用小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而番银一两，前易小钱一千五百文，近只八百余文，兵民交困。议将收存黄铜器皿八万余斤，先于省城开铸万贯，尽数运往，以充搭放班兵月饷，至福建鼓铸之处，另行筹议。翌年，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每银一圆易钱二千。物价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计丰裕，兵革不生，闽、粤之氓先后而至，拓地远及两鄙，其后乃稍凌夷焉。物盛而衰，固其所也。

    咸丰三年，林恭之变，攻围郡治，塘报时绝，藩饷不至，而府库存元宝数十万两，滞重不易行。乃为权宜之策，召匠鼓铸，为银三种：曰寿星，曰花篮，曰剑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钱八分，银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库二字，所以别洋银也。是为台湾自铸之银。又销旧炮铸钱，文曰“咸丰通宝”，有值千、值百、值十三种。发资军饷，略得支持，事后乃少用焉。八年，许开台湾为互市。自是西人岁至，设关征税，百货厘金次第举办，入款渐多。然关税归福州将军监督，统并南、厦两口奏销，而厘金初亦不过数万元而已。当是时，各国贸易，各以其银，唯香港银为盛，重七钱二分，次为墨西哥银，亦重七钱二分，流衍遍及内地，反夺元宝之利。

    同治元年，彰化戴潮春起事，北路俱乱。兵备道洪毓琛驻郡筹防，协款未至，请兵请饷，日不暇给，乃向德记洋行借款十五万两，约以关税抵还，不足，又行钞票。台湾之借外债始于此。十三年，牡丹之役，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视师台湾，及平，开山抚番。析疆增吏，经费浩繁，奏请台湾关税厘金等尽数截留，以充防务。然犹虑不足，并请以闽海关四成洋税，拨付二十万两，每年凑足八十万两，拨交台湾，以资经画。奉旨允准。盖以台湾孤立海上，为东南七省藩篱，列强环视，争思染指，固不得如前之闭关自守也。夫欲防外侮，必张内力，欲张内力，必筹财政。筑炮台，练防军，固为抵御之具，而兴农造士，移民殖边，以大启利源，尤为富强之基。故葆桢之汲汲于善后，则其逐逐于创始也。初，台湾征收杂税，分为水陆两饷，岁入不过五千余两，而名目琐碎，影射牵连，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猾胥土豪，夤缘为利。光绪三年，巡抚丁日昌奏请豁免，台人颂焉。

    法人之役，兵备道刘璈治军台南，分全台为五路，驻兵二万，月需饷银十二三万两，加以采办军器，购用轮船，添造营垒，岁共需银二百万两。是时道库存款百万两，府库亦五十余万两。全台正供之外，关税、厘金、盐课、阿片岁收约八十六七万两，欲为一年军费，已苦不足，而福建协济又未能照数解至。璈以防务紧急，措置为难，禀请督抚，饬善后局豫筹，按月指拨，或奏请江西、湖北两省，以关税、盐课月拨十万两，以协台饷，亦为保卫海疆之计。不从。已而法军来伐，南北封口。诏以基隆要地，不容法兵久据，台湾银米尚未缺乏，且多富户豪民，尤应切实激励。如绅民中有能纠义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赏。刘铭传向有谋略，着即随机应变，迅速筹办。捐饷者从优给奖，总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