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所谈到的体制必须是正义的，即使不是完全正义的，至少也要像当时情况下有理由期望的那样正义的。这第二个条款的目的，是要保证只有在某些背景条件得到实现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义务。默认甚或同意显然不正义的体制，不能产生义务。人们一致认为勒索来的承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承诺。但是，不正义的社会安排本身同样是一种勒索，甚至是一种暴力，同意这些安排不等于要受到它们的约束。所以要提出这个条件，是因为这可能是原始状态中各方的坚决要求。

    在讨论这个原则的来源之前，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人表示异议说，既然有现成的关于自然责任的原则，再提出公平原则就没有必要了。义务可以用正义的自然责任来说明，因为如果一个人利用了体制安排，那么这种体制的规则对他就是适用的，因而关于正义的责任也就是有效的。这种论点实际上是相当正确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引用正义的责任来解释义务。只要把必要的自愿行动看作是用来自由扩大我们的自然责任的行动就行了。虽然所谈到的安排先前对我们是不适用的。而且我们除了不试图破坏这种安排外就再没有任何责任了，但现在我们却是用自己的行动扩大了自然责任的约束。不过，有些体制或它们的某些方面是我们生来就有的，它们支配着我们的全部活动，因而对我们必然是适用的。还有一些体制，由于我们作为促进自己目标的一种合理办法而自由地去做了某些事情，所以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把这两种体制加以区别，看来是适当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遵守宪法或遵守管理财产的基本法律（假定这些法律是正义的）的自然责任，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了履行关于我们已经获得的职务的责任的义务，或遵守我们已经参加的团体或活动的规章的义务。有时候，如果义务和责任完全由于产生的方式不同而发生了冲突，那么对它们予以不同的考虑也是合理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义务与其他道德要求发生了冲突，那么，随意承担义务必然要影响对义务的评价。同样正确的是，地位较好的社会成员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可能有不同于政治责任的政治义务，因为一般说来，这些人最能得到政治职务，最能利用宪法制度所提供的机会。因此，他们受到正义体制的安排的甚至更严格的约束。为了表明这一点，同时也为了着重指出随意接受许多约束的方式，公平原则是有用处的。这个原则理应使我们能够对责任和义务作出化较不同的说明。因此，“义务”一词将为了来自公平原则的道德要求而予以保留，而其他要求就叫做“自然责任”。

    由于在后面几节中要联系政治事务来提到公平原则，所以我打算在这里讨论一下这个原则与承诺的关系。至于忠诚原则，那不过是公平原则应用于社会承诺习惯的一种特殊情况。赞成这一点的论据首先认为，承诺是一种由公共规则体系规定的行动。正如在一般体制的情况下那样，这些规则是一批基本公约。它们同比赛规则一样，详细说明了某些活动，并规定了某些行动。就承诺来说，基本规则就是对使用“我答应做某事”这句话的指导现财。这差不多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合适的情况下说了“我答应做某事”这句话，那么他就应该去做这件事，除非有某些可免去他做这件事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则看作是关于承诺的规则；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体现了整个承诺习惯。这个规则本身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基本公约。在这方面，它就等于法律规章和条例，等于竞赛规则；它和它们一样存在于社会之中，人们或多或少要经常按照它来行动。

    承诺规则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可以作出承诺的合适情况以及可以不作出承诺的某些情况，这种方式决定了这个规则所体现的承诺习惯是否正义。例如，为了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一个人必须具有合理的精神状态，必须是完全自觉的，必须知道这种有法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