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亦有舆人之论。”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贞观七年，蜀王妃父杨誉，在省竞婢，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问，未及予夺。其子为千牛，于殿庭陈诉云 ：“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 以是国亲，故生节目， 不肯决断，淹留岁月。”太宗闻之，怒曰 ：“知是我亲戚，故作如此艰难。”即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征进曰 ：“城狐社鼠皆微物，为其有所凭恃，故除之犹不易。况世家贵戚，旧号难理，汉、晋以来，不能禁御，武德之中，以多骄纵，陛下登极，方始萧条。

    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自古能禁断此事，惟陛下一人。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臣窃思度，未见其可。”太宗曰：“诚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辄禁不言，颇是专权，虽不合重罪，宜少加惩肃。”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于路逢少府监窦德素， 问北门近来更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乃谓玄龄曰 ：

    “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

    魏征进曰 ：“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臣所不解；玄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聪敏绝伦，太宗特所宠异。或言三品以上皆轻蔑王者，意在谮侍中魏征等，以激上怒。上御齐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

    “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

    我见隋家诸王，达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踬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  玄龄等战栗，皆拜谢。征正色而谏曰 ：“当今群臣，必无轻蔑越王者。 然在礼，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列入诸侯之上。诸侯用之为公，即是公； 用之为卿， 即是卿。

    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

    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

    且隋高祖不知礼义，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其言，喜形于色，谓群臣曰 ：“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征所论，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征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容易！”  召玄龄等而切责之，赐征绢一千匹。

    贞观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贷之状，太宗责侍中魏征等滥进人。征曰 ：“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有学识，强谏诤，是其所长；爱生活，好经营，是其所短。今凌敬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 》，因兹附托，回易求利，与臣等所说不同。

    陛下未用其长，惟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不敢心伏。”  太宗纳之。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魏征曰 ：“比来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对曰 ：“若恩威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言。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甚远。”  太宗曰 ：“远夷来服，应由德义所加。往前功业，何因益大？”征曰 ：“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旋以海内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