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天空不死——怀念熊秉明先生
诗歌节的主题是“过渡中的过渡”(transitintransition)。要说一切都是过渡,连生命在内。香港如同一艘船,驶离和回归都是一种过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见多识广,处变不惊。由于命运没法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香港求签解梦算卦拜佛的特别多,对数字的迷信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也难怪,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你信谁?
我稀里糊涂被香港的富翁请去吃饭,他们一掷千金。盘中鱼之昂贵,据侍者解释,在于它是在大洋冷暖流交汇处游弋的“贵族”。震惊之余,我坦言《今天》杂志的困境,并拐弯抹角把他们引向为文学慷慨解囊的人间正道,可全都装聋作哑。我这才明白,宴请其实是对金钱这古老权力的祭奉仪式,甚至与主客无关。
离港前夜,我去看望黄永玉。他家在中环半山,从客厅可观海。我们相谈甚欢,从抗战到文革到香港现状。黄永玉和妻子五十年代末从香港回到大陆,八十年代又移居香港,九十年代末再搬到大陆。香港于他,是避风港还是新大陆,是彼岸还是此岸?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人,我琢磨,正是他我行我素的倔强和游戏人生的洒脱,使他度过重重难关,成为少数逆流而上的幸存者之一。这恐怕和处于汉文化边缘的湘西,和未被完全同化的土家族的异数有关。
我七十年代拜访过他,他在北京大杂院一间加盖的小棚接待客人。记得没有窗户的小棚低矮昏暗,而他却在墙上画了个窗户,充满阳光花朵。一个艺术家对黑暗的认知、抗议和戏谑尽在其中。
听了我的捐款蒙羞记,黄永玉转身进画室,抻出一张丈二的巨幅工笔重彩风景画。我慌了神,连连摆手说不。老先生说:“你看,这画又不是给你的。告诉你,这画不能低于三万美元。以后我就是《今天》的后盾,缺钱来找我。”
香港于我,此后是八年的空白。按中国绘画原理来说,留白是画面中最讲究的部分,让人回味。直到我自己漂流海外,才多少体会香港人的内心处境,他们就是中国这张画的留白。
去年十一月我来香港与家人团聚。在酒店为我拉门致敬的竟是个衣衫不整的小老头,原来是神交已久的沈先生。他特地先我一步赶到旅馆。沈先生是画家,我自幼是他画的连环画的“粉丝”,后来他又成了我的“粉丝”,这倒也平等。可他一见面就嚷嚷着要请客,不由分说。他七十年代从北京移居香港,不会广东话,吃尽苦头;同时打三份工,早起晚归。如今他退了休,忙着过赋闲的日子。这忙,包括千金散尽之意。按他的话来说:“我得在见阎王爷以前把钱花完。”
他好书,此好包括读买送三品。读书固然好,但碰到那种虽读书但死不肯花钱买书的人才可恨,作家只能坐以待毙。而沈先生不仅买书,而且还会多买数本四处送朋友。他专淘那些不怎么流行的偏门别类,诸如地方志、方言考、民俗史、回忆遗孀或遗孀回忆什么的。
和家人在香港旅馆团聚两周,对我多年的漂泊生活来说还是新的一课。出门如出征,领军人物是尚不满一岁的兜兜。他人小,却有大将风度,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他在出世第七天(如同创世纪)与我分手,如今在香港重逢,似乎有冥冥中的安排。五十年代初,我父亲曾一度决心全家移民香港,后被我那位当大夫的共产党二大爷给拦了下来。
离开香港时,沈先生坚持要来送行。他早早就到了,我们正收拾东西。眼见着大箱子盖不上了,虽说年过七十,只见他纵身一跃窜到箱盖上,喊着号子连蹦带跳,用自重夯实衣物。我们齐心合力总算把箱子盖上了。
到了机场,他把我们带到餐厅,用广东早茶为我们饯行。为此他得意地说:“这就完美了,连接带送,有始有终。”在机场饮茶的确是个好主意,边点边吃边聊,让人神经松弛,直到登机。要说我去过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