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路线图，和历史事件和战乱和内心骚动有关。他二二年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二七年父亲到清华教书，举家迁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搬到昆明，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越走越远了，走出了国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国，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回国办展览讲学出书。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他不久前提到，虽然在法国住了五十多年，他并不觉得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应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从不用法文写作。我想其实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这骄傲陪他远行，也伴他回归。

    熊先生走了，这个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们去面对死去的天空?一个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时代。

    2003年元月17日于美国DAVIS

    此刻我在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客房写作。窗外是海湾、小岛和远山，云雾变幻莫测，忽阴忽晴。老式空调机轰轰作响，蟑螂躲在角落静观其变。我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一行字，再涂掉。

    我和中文大学有缘分。一九八三年中大的《译丛》（Renditions）出版《朦胧诗选》中英对照本时，正赶上我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重点，一时间恍然置身于一冷一暖两股水流之中。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的诗是怎么造成污染的。好在那场风暴虽来势凶猛，可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一年不能发表作品，只好改行搞诗歌翻译，以贴补家用。“反精神污染”的结果，是逼着我又学会了门新的“污染”的手艺。

    1985年，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波动》的中英文两种版本，说来那是我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装帧精美，极大地满足了一个青年作者的虚荣心。

    《波动》英译者是杜博妮（BonnieMcDougall）。她在悉尼出生长大，父亲是澳共领导人之一。1958年她年仅17岁，被送到北京学习中文，以期成为中澳两党之间的使者。但由于“水土不服”，她在北京呆了半年就离开了，却从此跟中文结缘，获得悉尼大学的博士。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北京相识，同在外文局工作。谁承想，如今我们在香港重逢，并成了中大翻译系的同事。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和杜博妮在中大教职员餐厅共进晚餐。暮色四起，衬出海上点点灯光。我们谈到的往事，如杯中红酒有点儿涩。当年杜博妮为凯歌、迈平和我开办英文补习班，最后只有迈平出了徒。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杜博妮家做饭饮酒，彻夜长谈。《黄土地》出笼前后，我们分享凯歌的焦躁、激情和荣耀。从《黄土地》出发，他渐行渐远。我和杜博妮陷入沉默，那友情照亮的八十年代沉入杯底。

    1987年春，我应中大出版社社长詹德龙先生之邀首次来到香港，在中大举办活动。香港市区的繁华喧闹和中大校园的朴素宁静恰成对比。我在街上闲逛。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夜景。我乘坐的飞机就降落在其中，如同鱼穿过闪闪发光的的珊瑚礁。我当时在英国杜伦(Durham)大学的同事朱小姐正好也在香港探亲。她生在台北，在香港长大。于是她带我坐渡轮，逛女人街，在尖沙嘴的小馆子吃海鲜。有美女陪伴，对于一个北京人来说，香港竟有某种异国情调。

    我在键盘上把1997年误打成1697年，再改了过来。大概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是并不重要的一年。可哪一年重要呢？其实统治者、历史学家和老百姓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皇历，主要是关于节气属相婚丧嫁娶，与国家社稷无关。

    1997年春，我来参加香港第一届国际诗歌节。我也是诗歌节的策划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