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的思想于一身。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受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我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儒家，又是马列信徒；但对梁先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

    梁先生与我谈话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请教20世纪初的人事。为何我不静静听梁先生抒发他的想法，而要询问他许多过去的交往呢？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后一个健在且头脑清明的人，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剧变，并且和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他的回忆是宝贵的，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导谈话，希望可以将这些独一无二的经验记录下来。

    像我这样，等到传记完成出书之后，作者才终于见到传主，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与梁先生谈话之后，我在《最后的儒家》一书最后加上一章，增补修定了原书的一些未竟之处，特别是他在文革期间受苦一节，由于我未能在书成前与他见面，也没有相关记录流通，所以不知悉细节，也无法载入书中，后来与他谈话后才知道实情，补充在这最后一章里。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的结构与内容。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9月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