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友人送来刚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接读之后，颇多感触。我相信这本书应该会是2006年最有亮点的出版物之一。

    艾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研究梁漱溟的专家。1980年8月，他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梁漱溟晚年口述》(下称《口述》)就是根据当年那次系列访谈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我参与编辑《梁漱溟全集》，就读到过艾恺访谈内容的“节选”；《梁漱溟全集》收录了那份“节选”，篇幅约4万字，主要是梁漱溟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发言，其他的许多内容都被舍弃了。半年前，单位图书馆购置了那次访谈的全部录音，并好意通知笔者可以借听；然而考虑到此次访谈有数十个小时，太费功夫，也就一直拖了下来。不意，仅仅过了半年，就收到由一耽学堂整理出版的本子，心中自然很高兴。

    据出版者介绍，此次整理出的“全本”除个别地方录音模糊听不清楚外，基本上是“据录音逐字逐句”的照录，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了解梁漱溟晚年的真实想法，以及他对自己一生业绩的自我评估。

    艾恺在访问梁漱溟之前就著有关于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艾恺在那部书中全凭文献资料来解读梁漱溟的思想与活动。1980年他对梁漱溟的系列访谈，主要是为了验证他在自己著作中的判断是否准确，并拿一些疑问请梁漱溟直接解答。因此，这部《口述》实际上是由艾恺主导的一场答疑会。仔细阅读之后就会明白，专家就是专家，他的有效引导确实使梁漱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人们先前并不了解的故事，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梁漱溟思想变迁的轨迹。

    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一度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进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经过1950年代与毛泽东的冲突之后，梁漱溟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梁漱溟的高寿，他见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情形，从而也使他有机会心平气和地反省自己一生的业绩。这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评估的差异。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梁漱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最大贡献，无疑首推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前者以大无畏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甚至直到1950年代中期，梁漱溟这一信念似乎都不曾动摇。

    然而，我们看到，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梁漱溟1980年与艾恺对谈的时候，他对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读已经不是依据先前的信念，与研究者的观察也大相径庭。他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不断流露。在对自己先前著作进行评价时，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不止一次向艾恺推荐他尚未出版的新著《人心与人生》，以为这部著作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其意义远大于先前的任何一部著作。但从后来正式出版的文本中，研究者似乎并没有发现梁漱溟所说的那些价值。这部著作用不少的篇幅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等，其实只是在重复那个时代最通行的哲学。

    至于梁漱溟对自己政治历程和社会活动历史的回顾与评述，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紧张。他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他那独特的研究结论，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