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趋不一”，故特要求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即体会其精神实质，以为这样就能“无疑于是录矣”（下卷钱德洪跋）。但结果还是引起了许多分歧。如顾应祥见《传习续录》门人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疑为门人传录之伪”（《理学宗传》卷二十一），故作《传习录疑》。黄宗羲在评价黄省曾时也说：“《传习后录》有先生所记数十条，当是采之《问道录》（黄省曾著有《会稽问道录》十卷）中，往往失阳明之意。然无如仪、秦一条云：‘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耳。’……仪、秦打入情识窠臼，一往不返，纯以人伪为事，无论用之于不善，即用之于善，亦是袭取于外，生机槁灭，非良知也。安得谓其末异而本同哉？以情识为良知，其失阳明之旨甚矣。”（《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在下卷中，如此“以情识为良知”的内容，还可举出不少。因此，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下卷是一部颇有争议的著作，而受后世学者推崇的则是中卷。因“上卷文成初年之见居多，而下卷则殁后钱绪山之徒撰录之。惟此卷晚年亲笔，纯粹无可疑者”（东正纯《传习录参考》，载《泽泻先生全集》上册）。

    综上所述，现存《阳明全书》中的上卷是徐爱、陆澄、薛侃所辑之原本，中卷为南大吉所辑后经钱德洪等人增补去取的改编本，而下卷则是诸门人采集后经钱德洪择选、重编后的删节本。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胡宗宪刻，首次将三卷合刻。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谢廷杰在汇刻《王文成公全书》时，删去了中的《示弟立志说》，又为证明王阳明时“与朱子无相缪戾”（附录《朱子晚年定论》），而约钱德洪把《传习续录》未收的《朱子晚年定论》（成书于正德十一年，原一卷，嘉靖二十九年钱德洪增录二卷，共三卷，由史致詹梓刻于嘉义书院）附于《传习续录》后（另还附录了钱德洪附录之引言和袁庆麟正德十三年所写的《晚年定论跋》），遂成今之原貌。

    二、《文录》

    《文录》包括《正录》五卷、《别录》十卷、《外集》九卷。据《阳明年谱》载，嘉靖六年四月，邹守益流谪安微广德，“录（阳明）先生文字请刻。先生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后钱德洪掇拾所遗文字请刻，阳明不许。德洪曰：“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阳明许刻。于是附录一卷于邹守益所辑《阳明文稿》后，凡四册，世称广德版。阳明殁后，德洪作《讣告同门》曰：“逾月之外，丧事少舒，将遣人遍采夫子遗言及朋友私录，以续成书。凡我同志，幸于夫子片纸只语，备录以示。”（《全书》卷三七）后又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阳明年谱》“嘉靖十四年”条），并与欧阳德等人汇编成《阳明存稿》数十卷。嘉靖十一年，德洪将存稿携之苏州，与黄省曾“校定篇类”，分《正录》、《外集》和《别录》，共二十四卷，嘉靖十四年由闻人诠初刻于苏州，名曰《阳明先生文录》（见黄绾《阳明先生文录》序），世称姑苏版。嘉靖三十六年，唐尧臣据胡宗宪之命，重刻《文录》于杭州天真书院。广德版是姑苏版的雏形，但广德版只以年月为次而不分体类，姑苏版则有了改进。

    关于《文录》的编类问题，当时曾发生过一场争论。黄绾等人认为：“先生之道无精粗，随所发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概以年月体类为次，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但邹守益等人则认为：“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钱德洪两头为难。他一方面“惧后之乱先生之学者，即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