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这时,思想就仿佛走上空中的绳索,又无退路,一不小心就会跌落下去。所以,我的多感的朋友,只有用在我看来如同哈姆雷特一样的身体语言,诉说他对生存的困惑了。事后我突然想到,薇的真正发疯,一定是在山林毁灭之后。我也意识到,她的疯狂道出了我们的处境:一边是暗示着生命初衷、不断更新却被毁灭了的自然,一边是她守着的木箱,里面装我们的真理、道德、文化,而在两者之间的她,就是我们——人类——的象征。

    一九七二年,薇终于被送回北京治疗,我当时已经当兵,不在农场了。陪她回去的,是我当年心中所爱的姑娘。她从北京写信给我,提到薇,言语支吾。我回信追问,她才告诉我,检查和调查的结果是,薇在农场曾被强奸多次。我竖起耳朵,终于听懂了几年前午夜过后的嗥叫,想到强奸者就混在深夜跑出来怒喝的人群中,想到她被绳子捆住之后会发生的事,全身的寒毛一下子立起来,愣了很久。为了我在那些夜晚的冷漠和麻木,直到现在我仍然厌恶自己。很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美国友人站在户外看星,又清晰地听到了从记忆中传来的嗥叫声。我对友人说,活在地球上的,不过是我们在其他星球上的影子。她斜着看了我很久才说:你是说,所以我们才这样黑暗?

    烧山以后的一天,我下山的时候在焦黑的山坡上看到一朵花,让我很诧异。花是黄色的,孤零零的,下面有叶,一瓣已经快要枯萎,其他的盛开着。我忽然想到什么,想了很久,却不知该给我想到的事物一个什么样的名称。不想的时候,突然明白,我曾想到的,是人性。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渐渐懂得,人性也是植物,需要在美好——诸如水和音乐——环护下,才有清香。我们当时的人性,是在泥污里再三被践踏,又被阳光晒枯了的一条裤腰带。又想到,那花的种子是风带来的。没有风,烧焦的坡上就什么也不长了。

    一九七O年岁末,一位十六岁的上海知识青年砍倒了一棵大树,又被树压倒。树太大,倒下来的时候,天似乎缺了一块,就那么空着。抖动着的枝叶把他遮盖住,找不到了。——他被压在大树的副干下面,发现时全凭了他发自胸腔、猫一样的哮喘声。因为无法动用刀和锄,人们只好用双手刨开他身下的泥土,磨破的手指上沾满血和新鲜的泥。他死在去农场卫生所的路上。被砸碎了的身体没有出血,蜡一样的洁白。

    事后,农场照例请死者的家属来一趟,表示歉意,虽然他的尸体在没有冬天的西双版纳已经被早早地埋葬了。来的是他的父亲,约莫五十岁,看上去更老一些,花白平头,微胖。他在上海的大工厂,好像是炼钢厂工作,是无产者。来了以后,不哭沉默,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儿子出事的地方。去的那天随行者很多,大都是知识青年。

    那是山中的一片谷地,天空还缺着,砍倒的树静静的还在,只是枝叶都枯萎了。大家都不说话,父亲默然站了良久,祭奠工友似的,摘了帽子。他走过去,蹲下,用手摸了摸树身,扭头问:是他砍倒的吗?有人回答了:是。父亲说:噢,是他砍倒的。他又转过头,手在草丛中摸,摸出来的,竟是一把砍刀,已经锈了。有人识得,说正是他儿子的,那天大家都慌,顾不上,忘了。父亲用眼睛把刀看了,在手上掂了掂,站起来,问:树还要砍吗?大家回答是,在一日就要砍一日,这就是生涯了。他屈着手指,指定了大家,又放下,说:那,以后小心了。我记得,在场的,都哭了。直到离开西双版纳,父亲没有再说别的,只带走了那把刀。他的安详,使我明白,他把死去的儿子看作劳动者和创造者,而非笼统的“政治牺牲品”,如后来人们所说的。他没有抱怨什么;悲伤,又满怀敬意和骄傲。我永远记得那个总是把砍刀扛在肩头,鹿一样在山上奔走攀援,能砍倒大树的瘦小孩子。他死在劳动中,所以几乎像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