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小心,生怕比我们更轻的山会突然塌下去。我们用锄头开挖梯田,样子好像在找寻遗物;挖了许久才看见红土,红土还温热着,凝固的血一样“哗哗”地流下去,盖住了一部分黑色,留着另一部分。我们又在梯田的中央挖出一个个宽、高八十公分的正方坑,叫做“穴”,正好可以蹲下一个人;就像在切开的肌肉上又打了一个个洞。然后,从苗圃里移来尚无生意的橡胶树苗,植入穴中。远望,旧日的青山仿佛插满图针、解剖过的一具具尸体。

    我们终于消灭了原始森林中千年的腐败,把大自然改造得同我们一样了。天地间不断循环的水分——曾经牵着森林,在昔日无霜无风的亚热带中翔舞,养育了无数生命,更包括人类——今日已不再润泽一切。自然生态平衡被粗暴地打破,生命的链被盲目地切断,终于招致报复。不久就传来霜冻和风灾的消息,在一些农场,被冻死冻伤的金鸡纳霜和橡胶树苗在狂风中倒伏了。

    薇是彻底地疯了。她常常独自走上山去,回来以后就坐在草棚的地上,沐着一片枯涩的阳光,更显出脏来。她的身体靠在那只木箱上,吃着切成片的芭蕉树干。她仍然算是队里的职工,会计因为害怕走近她,就把她的工资扔在草棚的地上。钱被队里的孩子们拾去买糖。她的衣物被成人拿走穿在身上。人们起初被她深夜的嗥叫惊醒,走出去制止;还叫,就用绳子把她捆了,打过。之后,就由她去叫,渐渐不再愤怒,也不再走出来——习惯了。

    在群山还是一片青绿的时候,北京又来了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知识青年。因为曾拉手风琴,就留在了分场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有分配到队上。我和他经常走动,慢慢成了朋友。他的琴确实拉得好。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他都抱着琴,走到草房后的空地上去,他的头顶上就是晨光初照的森林,常有很白的云低低飞过,在我们眼前化了。他坐在一把木椅上,低着头,在琴声响起之前,像是睡着了,直到他的右手被阳光照亮,才开始在黑白之间飞奔起来,引得不知名的鸟在林中深啼。他拉《杜鹃波尔卡》、和《在水波上》。听众中真正懂音乐的,是我的另外一位失恋了的朋友。

    记得初来的时候,他常常和他的女友一起,在晚会上用小提琴演奏革命歌曲。他在掌声中鞠躬,脸在汽灯下笑着。后来,他的女友离开了他,而且去了省城昆明,和我们不是一回事了。他是上海人,家却在北京,也算北京人。因为有病,他就很瘦弱,脸细细白白,双手如绵,也很白,女孩子一样,却有一双愤愤的眼睛。他的病起初在肺,咳嗽,有时吐血,后来到了肾,加上手软,劳动时就很不行,队长就常提到他的“资产阶级”家庭,作为批评。

    在他的女友走后,他经常一人在分场门前的土路上走来走去,时间总在黄昏。他走起来很快,不像散步,而且一定在同一地点转身往回走,就有人议论说,农场又多了个疯子。晴日的傍晚,万木梢头的光线像鸟翅渐渐收拢的时候,天上的云就愤怒起来,渐渐变成血色。在这样的时刻,他会突然停住脚,举起双臂,又放下;走几步,再把两臂平平伸展开,像一具钉在路面的十字架。之后接着又走,直到天黑才回来。我终于忍不住,问他想些什么。他看了看我说:他盼望会有一辆拖拉机开过来,从背后撞死他。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失恋,他忍住咳嗽,指指胸口说,不完全是;他说他太丑了……人太丑了。

    我突然明白,他所说的丑,乃是相对于自然。

    ——走出城市蛙鸣般的政治,自然界是太新鲜、太明亮了,囊括其中的生命形态洒脱奔放,同人间的秩序相较,对比又是太强烈了。每日感官所触,受到震撼与感动。久而久之,成了精神的庇护和寄托,仿佛无意中同肉然达成了默契,只说不出罢了。自然界的影响,使我们看到人事的荒谬,但我们仍是铁砂,终于无法彻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