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的,反倒笑了。对厌倦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远方即自由。我曾当着朋友母亲的面,把两条香烟塞进车窗,他的母亲那一刻却没有显出对少年吸烟的一贯愤慨。

    我走的时候,来送的有父亲和少数几个朋友。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同学都先我离开了北京,从军或者去了农村。另外一小部分留在了北京的工厂或矿山,是当时最幸运的。没有被分配的,家中大都有问题,不能当兵,也不能去工厂,农村也不太愿要。我就是其中一个。眼看朋友们纷纷离去,我心里就有一点慌,知道不能靠学校了,就和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定去云南。我们直接找到来北京的接收人员,一说,竟然成了,因为我们几个都会打篮球。决定之后,我才告诉母亲。她沉默了良久,才点点头。她的想法很实际:反正要走,不如去个稍好的地方,云南比北方暖和,去的地方是农场,领工资,而且可以吃到米。十七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水。三十年前他独自离家时,比我大两岁。车轮转动的时候,他跟着列车小跑,直至站台的尽头。我刚刚跟他握过手,他的手比农民的还要粗糙,这是劳动改造的结果。那天,他是得到特殊的批准才来到车站的。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最后挥了挥手。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渐渐变小;铁轨很亮,耀眼,通到很远。直到这时,我的泪才落下来,像刚刚滴进去的眼药水那样多,那样不真实。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迈出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火车上的四千公里穿过了八个省、市。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平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不白的帆驮起风,慢慢驶进苍茫;不毛的山坡上,突然闪过一方绿色,像一幅画挂在墙上;一个农民张着嘴,呆看着驶过的火车,身后的乱云红得像打翻的酒坊。当我走下列车,看到一个无人过问的小姑娘浑身泥污、头发蓬乱,站在一地的泥泞中放声大哭,我知道生活这才开始了。四天的火车之后,又是四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像一个曲折的故事。到达目的地景洪时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这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保持到了天亮以前。

    我们的农场就在景洪。景洪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县,县城又是州的首府。傣族是少数民族之一,住竹楼,种稻米,女人着彩裙,善歌舞。这里过去是王国,很少发生战争,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农业民族。一九四九年,国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来,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傣族的男人们少小时,就必须出家为僧至少两年,披上橘红的袈裟,在寺庙中诵经礼佛。诵经就要识字,所以出家实际就是最初的启蒙教育。又都住在一起,在佛的光辉下集体认识了本民族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史诗,人人都腰挎长刀,却只是为了生产和防身。水,是这个民族性格的象征,他们的传统节日就叫“泼水节”。四月里的一天,头上簪着玉兰花的傣族姑娘盛装了,把满罐的清水泼到来客和家人的身上,祝福幸运吉祥,满街都可以看到浑身湿透、笑逐颜开的人群。男人们则在澜沧江中竞赛龙舟,放起叫做“高升”的礼炮。“文革”一来,佛教被禁止,“泼水节”也被作为迷信活动,取消了。

    农场分成许多分场和生产队,只有创建很早的分场才有瓦房,其余都是草房,散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绿色中。农场的工人大都是本省或外省的移民,原来就都是农民,却被称为“老工人”。说是农场,却不种粮食,种橡胶树。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地区,由西藏高原挡住了南来的次大陆季风,造成了常年温润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一年只分旱、雨两季,无霜,适合热带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橡胶的理想家园。橡胶是中国紧缺的战略物资,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就规划建立大规模的橡胶园,而在一九六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