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春天,我离家远行。临别的时候,一位不走的朋友打开地图,手指在上面走了很久,终于抬起头,把帽子往下拉了拉,问:你肯定那儿还是中国吗?

    这是一片青绿的大山,在云南省。云南在中国的西南,这片不平的绿色又在云南的西南。在那儿,常有老挝人或缅甸人走过来,寻找他们走失的牛群。从边界的零号界碑算起,离北京五千公里。西南部边境的外边,越南人正在和美国人打仗。在我的行装中,有十袋特大号的牙膏,五公斤糖果和一木箱书。书,在我去当兵时全部遗失了;糖果后来在亚热带的草舍中迅速融化,引来了大群的蚂蚁。我把糖果连同蚂蚁一起放进杯子,冲进开水。我知道这涉嫌杀生,可我的健康需要喝这糖水。牙膏却用得很慢。如果每天刷牙一次,一袋牙膏一个人可以用十个月。为了思乡的缘故,我一日刷牙三次,仿佛这样时间就可以过得快些。可我当初买这么多牙膏却是因为再也不想回家乡了。多年后我认真地意识到, 十袋牙膏就是十袋预购的沉甸甸的时间,仿佛预示着我的命运——包括当兵在内,我一共在云南呆了七年,如果保持每天刷牙一次的习惯,我应该把最后一袋牙膏带回北京,另一袋正好用到一半。这七年中间,我回过两次家。我暗自庆幸——有人比我呆得更久,只回过一次家或者没有回过家;还有的,回“老家”了……

    识字的人,受了书的感动,无论中外,简朴地走到民间,特别是乡村;教书、疗病、传教、解难,尽力为大众做一点事,自古就有。孔夫子和耶稣都做过,后来者,更是绵绵不绝。他们中间,成功者得了荣誉,失败者得了敬意,贡献生命的,被称做圣人。他们的决定不得自任何人的命令,所以不是为别人才做;他们的行为又给别人以福泽,所以也不是为自己才做。这样的人,总是少数。而在六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却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数不自愿又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以军事动员的方式被送到偏远的乡间。而且,他们同乡村大众的关系被颠倒过来,用毛泽东的号召来概括,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此后十年的时间内,总数二千万以上的青少年从大小不同的城市走向农村,这场被官方正式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是“文革”的创举之一。

    对于这场运动,说痛苦,说悲壮,说忧伤,说升华,都有之,没有定论。因为牵扯的人数过多,空间过于广阔,产生了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有多少个故事就有多少种看法。一般的看法是:这些年轻人多少受过教育,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本身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热情的幻想和严峻的农村现实之间,产生冲突,造成了精神上极大的不平衡;加上生活中无数变数,包括体力上的磨砺,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最愤懑和最勤于思考的一代,他们有求变之心,也有应变之力,可以寄托未来的。表面上看,应该不错。但是,事实上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和史诗出现——因为,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规模,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不是进步——因为,他们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哪怕是最成功的,也无非是农业社会的。如果创意只能从自身经验中生发,而无外来的比较,那必定是非选择的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练出了一代更加坚忍的农民而已。历史总是有得有失,但是,更加需要剖开细看的,反而是所得。

    最忙碌的地方是北京火车站。每天都有几千人从这儿离开,更多的人来送行。送行的人也许明天就走,走的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于是都哭。大家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唱俄国革命的旧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起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往往哭得厉害的,是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