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少旅途负担,他们在临行前把木制家具,特别是衣柜,抬到公路边低价出售或干脆弃置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家具,五颜六色,成为知识青年生活最后的展览。我的一位定居云南的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买了一个衣柜准备装上卡车时,却发现衣柜里蹲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手里拿着的纸上写着:我的妈妈爸爸回城了。我不能回,因为我没有城市户口。带着我,他们也不能回。我不哭,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朋友是个心肠很硬的人,说到这儿,说不下去。当他抱起这个男孩,沿着长长地排列成两行的家具,仿佛参加一个葬礼一样走去的时候,果然不哭的孩子,伏在他的肩头,始终回望着他的父母离去的方向。

    我的朋友和同学张晓翔,一九七O年死于黑龙江省嫩江平原的农场中。死的时候,正是北国的冬季。他与我别后,亦即他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去我以为他去了的河南,而去了更远的北方。为什么?我不知道。到我得知死讯,他坟前的青草已经荣枯五度了。我曾于无意间翻到一只当年写给他的旧信封,地址就是河南的那个,里面却没有信。我一直疑惑,为什么写了信封,信反倒没有写?可当时情形,是怎样也记不清了。后来细看信封才恍然若悟:那上面的日期是一九七一年——那时他已经不在人间。我点了一簇火,烧掉了那个信封,灰烬向上卷曲,像一个慢慢绽开的笑容。

    他死于一种叫做“出血热”的地方病。据说确诊的病人,只须在尾骨处刺破,放出一股黑血,就可痊愈。而他被误诊为重感冒,在持续高烧之后,进入弥留。当时,有几位四中的同学围在身边。其中一位告诉我,晓翔临终前几月念念不忘的,竟是一份在“文革”中发行过、后来停刊的小报,叫做《解放全人类》。

    借口“出血热”是传染病,他的尸体一度被农场的负责人弃于深雪,后来朋友们找到,殓入棺木,暂时放置在一个浅浅的坑中,因为即使用尖镐也刨不开深深的冻土。整个冬季,他的面容在松涛和大雪中栩栩如生,嘴微张着,显得有些焦虑,仿佛等待着春临大地时的复活。

    安葬的日子是在暮春的一个下午,来的还是那几位同学。墓坑挖好的时候,天已黄昏,周围春深似海。纷披了新叶的白桦像一队远近走来的嫁娘。空中有成群锐叫的燕子,泥土中的热气醉了似的升起,远山淡淡地紫着,夕阳把山坡照斜了。朋友对我说,这时匆匆走来了一个姑娘,是知识青年模样,却没有人认得。她先是把一丛野花散入墓内,祭奠了,又取出一篇诔文,在棺木前念了,诉说晓翔的平生事和她的抱憾与怀念。诔文是韵文,听上去有些怪,要不就是她太平静,却仍有几滴清泪。事情做完,并不和谁打招呼,匆匆地又径直去了。男人们先是惊奇,后来悲伤,扶着锄头呆立,终于没顾上招呼,也不知该从何问起,让她走远,消失在远烟暮色之中。更令他们诧异的是,晓翔生前从未提起有过什么女朋友。其后的每个清明,都有相同的野花在晓翔的墓前烂漫着,然后枯萎,如是者八年。也许到了第九年,她回城里去了。讲故事的朋友终于不认识她。

    我问他为什么不问一问,他看着我有些诧异,短短地笑了一声,说:好比她投在墓里的野花,叫什么名,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谁,当真那么要紧吗?我们——包括那女孩——和晓翔是同时代的人,要说我们和他的不同,那只是:我们失败;他死了。

    由于那八年间墓前野花的盛开与枯萎,我起初感动于人性的美好在黑暗背景下放射出的固执光亮,此刻却忽然领悟到:那姑娘谁也不是,甚至可能从来不认识张晓翔,唯其如此,她投给晓翔的野花,无意中祭奠的,竟是一个时代。

    一个诗人这样总结那个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另一个则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