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秋天,为了寻找影片的外景,我又回到了西双版纳。我就是这一次见到了刀队长,而且决意要去看看我的生产队。

    沿途已不是旧日风光,公路两旁的山坡上长满了橡胶树。年老的,树身上有整齐的刀痕,挂着胶碗;年轻的,还没长成。正是落叶季节,梯田带上竟也有枫叶般的鲜红。但往日幽深的原始森林已永远不再了。分场的房舍似乎曾经新过,现在已经破旧了,门口已添了卖冷饮的小棚。“丰田”旅行车在这儿仍不多见,引来了围观的孩子。车子开到生产队的时候,我竟然心跳得很快。

    队里的布局没有变,只是围着场院的变成了几排瓦房。据说是一场大火烧光了所有的草房之后,新盖的。墙上的白粉已经脱落,黑瓦上长了绿色的苔。那天是假日,院子里许多人,或坐或立,娃娃们永远跑来跑去。我发现,一些老人早已死去;当年和我们一同上山干活、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早已做了母亲,脸上也有了皱纹,渐渐老了;孩子和母亲长得很像,使我恍惚间觉得时光倒转了。我被邀入厨房喝茶。厨房还是草舍,仍须低着头才能走入。里面很暗,地上散乱着大堆玉米,金黄或紫色的;老人们坐在地上,用手握着两根玉米,互相摩擦脱粒,一如当年。光线射进有缝的竹墙,割开淡蓝的烟气,把人映得像一尊尊佛。灶内火光熊熊,柴烧得旺,不时爆竹似的响一声;烟气上升,吹拂梁下结成穗的灰,空气辛辣而芬芳,茶很热,也很苦。一条狗走进来,大大地张了一下嘴又走出去。娃娃们聚在黑暗中,眼睛很亮地盯着我看。我突然觉得似乎从来不曾离开过这里。

    我在下车之前对同行的人说,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十七年过去了,我又长了很长的胡子。我穿过场院,走到队后的小河边。河比记忆中的窄了些,对岸的苗圃中有一缕清烟。我走回来,终于忍不住,问:你们可记得我是谁?人们低下头,静了一会儿才说:你就是那个陈凯歌。当时,一树我在的时候还没有的红花在铅灰的天空下怒放,一个早已失去树身的树墩在娃娃们的屁股下磨得很亮。我知道,他们将留在这里,守着橡胶树。树死了,他们会种上新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一代接上。“天国”仍然需要等待。

    我在来美国之前整理旧物时,偶然翻到一本日记。写尽了悲喜的本子中夹着许多蝴蝶的标本,是农村生活的闲暇所得,因为不会处理,弄脏了本子。忽然我觉得这些残破的翅膀,包括那些污痕,恰似我在农村的生活,是可以横看、竖看的。用黑泽明的话说就是:我的青春无遗憾。

    一九七一年,一名陌生的军人走进我正在午睡的草房。他问我:你就是会打篮球的那一个?我回答:我正是那一个。他又问:你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他说:好。明天一早就走。我说:好。明天一早就走。恰是那天下午,我所爱的姑娘从北京探亲回来,我庆幸终于能在行前见到她,但我们还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单独在一起话别。第二天早上,她没有来送我,因为那会是一个困难的告别。我再见到她,时间已经又过去八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上千万的知识青年终于以各种方式陆续回到了城市。他们走了;又好像从来不曾离开似的回来了。他们站在熟悉的街头,做梦一样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再也没有想到,十年追寻的终点竟就是起点本身。他们一直走在上面的,是一个圆。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 鬓边已有华发。他们把过去留给了田野,而将来可能是另一个圆。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他们不知道能否再走完这个圆,也不知道在走完之前,那期望是否已经消失。他们茫然若失,徒然意识到他们在农村的根已经长得多么粗壮,却不得不在城市喧嚣的暮色中再次成为局外人。在知识青年大撤迫的时候,许多地方出现过相同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