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台灯正与门相对,淡淡地照亮了外边的房间,雕花的梁下,悬挂着她的身体。她似乎预先想过孩子们怎样看到自己才不至受到惊吓,所以蒙上了那块白纱巾。梁下的小桌上,放着从外衣上取下来的毛泽东的像章和小红书,隔室的灯光映在像章上,渗出淡淡的红光。

    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大约一两个月以前的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小清急急跑来,说母亲酣睡不醒,而她一早就该去上班的。我母亲当时在家,连忙走过去看,果然不对,送到医院,判断为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小宁把闹钟上到六点,就是担心母亲再度饮药。若果然,还可以救。他是不动声色而有主意的孩子,却没有想到投缳吊颈。他只有十三岁,小清十二,而母亲去意己定。她第一次被救转来,我母亲曾反复劝慰,要她想长远些。她表示了,做过一次就不会做第二次;又说,要我母亲把过去的事情和小宁、小清讲一讲。母亲以为她不过一时轻生,没想到她的话竟就是托孤了。

    那天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带回来好多食物,让小宁叫了我和妹妹,还有其他父母不在的孩子一同晚餐。晚饭很丰盛,除了饭菜,还有很热的汤。她很高兴,常常开心地笑,不断把菜夹到我们碗中,大家都吃得暖和,如同喝了酒。她站起来添煤,炉火红红地照亮了一张脸。她说,将来要带小宁和小清到新疆去找舅舅,就是种地也不做电影了。又说,凯歌你最大,爸妈不在,要照顾其他人。我们离开时,已近午夜;临走,她给我们每个人的衣袋中都塞了一把糖果,是那种用玻璃纸包了的,很韧、又很软的水晶糖。她推门走出来,在清白满地的月光中笑着,点点头。

    这是告别的晚餐,要走的却是主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生为他乡的人是有的。当大家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却轻易地找到了那扇门。她剪断了生命,连同烦恼一起。她在诀别时谈笑自若,是为了使我们不至生疑,还是为了最后一次重温生的快乐?她塞给我们一把糖果,是说生活仍有甘饴,还是实在无物可赠?她和孩子们共进晚餐,是为了相信生命,还是为了正视死亡?她在寒冷的冬夜万籁俱寂的黑暗中,于世界,于人生,可曾想到过什么?至少,可曾顾念一双孤幼的儿女?——也许,什么也没有想。有人说她自私;但是,在那个有太多的人苟活的年代,人们真的有权利批评她吗?

    我突然明白,区别生和死,只需要一瞬间。现在她躺在床上,盖着一条温暖的毛毯,身体却渐渐凉了。院子中几乎没有成人,我们几个孩子打电话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到的时候,天正破晓。我们抬起她,都有些惧怕——软而沉重。司机大声说:“怎么这样抬病人?”他走过来帮忙,手触到她的身体,这才瞪圆了眼睛:“死人啊?!”十分钟以后,我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恳求医生抢救,医生冷冷地看着我说: “——她是怎么死的?”话只问到这儿,意思却是清楚的:我们应该去抢救一个自杀者吗?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去抢救一个自绝于党的人吗?他转过身,走得似乎很远了才又回过头说:“她已经死了四个钟头了。”总得有一件事作注才会明白一个词的真意,那天早上,我只想干嚎,这时候,明白了绝望是什么。死去的阿姨没有遗言。

    五年以后,我在同一座医院里,俯身看着小宁的父亲。他喘着气,说:“凯歌,你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他笑了。这微笑让我记起他妻子最后的微笑。他在第二天早上逝去。从此,小宁担起了父亲、母亲、兄长的责任。他做了车工,养活自己和妹妹。后来迷上了摄影,却终于没有机会拍摄电影,可我知道,他的才能,很大。后来他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学摄影系,用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份昂贵的学费来。我两次在东京见到他,一次比一次瘦,而且掉了一颗牙齿。记得在国内,他常常和衣而卧,因为没有时间好好睡觉。他帮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