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忙,不管是谁,只要求到他。但他知道谁是他的朋友,也知道他是谁的朋友。他曾是富裕人家的爱子,家事突变后却从不诉苦。终于有一天,他对我母亲说:阿姨,我不舒服。——指了指心脏。在母亲的强迫下,这一次他睡了很久,醒来时脸色像个婴儿,笑了。他有时买一斤巧克力糖,很贵;然后坐在放在屁股底下的双手上,看着小清一粒一粒地吃完。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小清成了画家,去了美国。一件事非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然是永远不会懂的。我虽是他们的朋友,却总觉得在生活中无法接近他们那突然被改变了的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无法完全明白他们作为人本身。小宁是我见过的人群中的最优秀者,他已经把属于他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尽头,却仍然不见命运对他垂顾。

    我的母亲也在不久前逝世。逝世时阳光很好,也是清晨,也是冬日。她在生前饱受病痛煎熬,在垂危之际看到一只晴日里的乌鸦,是中国人所不喜欢的。她却低低地说:乌鸦也是鸟,而且是北京的鸟。这一天是一九八八年的最后一日。

    G的父亲死后,正逢冬季,煤炭部的造反派却及时取消了煤的供应。两层楼房的住宅中只好用小煤炉取暖,实际效果不过聊胜于无罢了。全家心境的凄苦绝不仅仅因为寒冷。一日晚饭后,剩了一些包子,放在橱中,第二天早上发现不见了,举家惊疑。K说,是爸爸回来吃了。这时大家才觉出到处是死者的气息和遗迹,对于K的话,几乎相信了。直到长子承认包子是他前夜下楼吃了,全家人才头一次破颜一笑,越加睹物思人。

    张家的命运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这件事就是K的婚姻。K,生于一九四四年,因盟军攻克北非洲而得名。她是张家唯一的女儿,进城时不过五岁,深受父亲的宠爱,自此一帆风顺,到“文革”时,已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大学生。她青春一度,皓齿艳唇,爱笑,爱动,矫健,兼备女儿的美丽和男儿的性格,后者也许是生于战争的缘故。她坦白宽广,又急躁任性,事事必得,颐指气使,不饶人,不让人,根本却极善良。譬如火焰,暖人,也灼人,非深知不能和她作朋友;作了朋友,又受她不了。家破人亡之后,她还能时时大笑,豪迈乐天,和她弟弟的儒雅沉静,有表里之分。K的丈夫,是她大学的同学,其父是“林彪集团”的大将之一。这一对夫妻之间起初未必没有真情,尽管K对我说,她的结婚确有解救家庭厄运的意思。这个婚姻的结果是使K的兄弟们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军人,家庭的状况也确实改善了。也做了军人的K成了某首长的秘书,婚后得一女。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之前,两年之间,似乎又家风重振了。

    林彪乘飞机出奔,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人。K的丈夫也被牵连,关进牢房,接受审查。K起初无事,她通过秘密渠道与丈夫保持通信往来,除鼓励关心、嘘寒问暖,克尽妻子责任之外,有对时事的怨言,也是难免的。这在夫妻之间, 本属自然。两人相约,信件阅后销毁。K照办了,丈夫却将她的来信细细地缝进了棉衣。

    K的丈夫,我始终没有见过。但其人的霸蛮,却有所闻。K自己说,他和生母发生口角,可以将腕上的手表除下,猛掷过去,其母侥幸躲过,背后的镜子却被击成粉碎。这样的脾性自非一日所成。待到成为管事的官员,怎样对待同僚和经手的事物,也就不难想象。他的存在,全靠乃父的权势。他和权力之间,犹如衣服和衣架,衣服在时,错认为“我即衣服”;衣服不在,所能幻想的也不过衣服的复得。自身是否为人,如何做人,全不重要,本是这类人的可怜处。所以,他会越狱潜逃而且成功,不在人们意料之中。事发之后,有白色床单从数层楼高的窗口垂下,在冬夜的风中飘扬,估计高度,他须从约摸二层楼纵身跳下方能落地,更使人们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