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叫华尔瓦娜。命名日里大小女儿都来拜访她，欢欢喜喜她们作客回娘家。这位老妈妈真正是福气大，来了5个亲生女儿5朵花；老大叫萨莎，老二叫沙霞，阿莲卡、波琳卡、阿辽努什卡，最可爱的小么女子只有十七八……”

    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当然不止多生孩子这一项。那个1956年，真是全民一起学苏联，从思想意识、文化艺术到日常生活，全盘苏化：不但走在街上的士兵突然换上了船形帽，连我们大院的老军官也马上被卷进这种热潮：那些曾被硝烟熏黑了脸庞烤硬了心肠的汉子先是开口改称呼，向别人谈起“娃儿他妈”时，强忍住不讲“我婆娘”、“我媳妇”、“我堂客”，而是腼腆如稚童，红了耳根说是“我爱人”；然后学跳华尔兹，先回家关好门，一面念叨着“蓬察察”，一面将各自的“我爱人”踏得鞋面儿脏脏脚背儿肿……终于都步伐娴熟昂首挺胸旋出八角厅来。更有富于冲锋精神的，还在笔挺的呢子将校服内勇敢地露条花衬衫的衣领，将头发分出偏界，说是“西装”。

    我们1幢3层那个八角厅每逢周日必有晚会。人人饭后拎张小板凳，个个争着演节目。这层楼人才济济，连乐队都是现成的，从提琴二胡横笛洞箫到手风琴曼陀铃应有尽有，曲子一支接着一支，反正无论大人歌小孩歌，情调都是那么欢快那么健康，韵律如山溪如月色，又亮丽，又柔美，从八角厅扬洒出去，溶进山城的夜晚。

    满城飘着苏联歌。无论日出枇杷山还是月印长江水，总能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管是北风凛冽还是春光明媚，到处一片《红莓花儿开》。山城还唱“贝加尔湖，我们的故乡……”唱“冰雪笼罩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唱得热忱坦荡，如同唱自己的故园。我永远忘不了那首《列宁山》，忘不了我的同胞曾如何去歌颂一个他们绝大多数人终生从未谋面的民族，去歌颂这个民族的风物、领袖、首都，如同歌颂中华民族自己的理想。那些朴实精悍的山城人，一群一群一伙一伙地合唱着：“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从高高山上我们眺望四方，莫斯科的风光多明亮。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曙光照耀，啊，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

    这7年来，我不断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却再没发现过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如我的同胞曾经的那样，带着那么宽广的亲情，那么厚重的敬意，那么彻底的爱恋，带着整个民族那么深切的祝愿，去赞颂另一个民族！没有，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那时候，老师天天给我们描绘着苏联。自然老师介绍发现条件反射的动物学家巴甫洛夫，和成功嫁接梨苹果的园艺家米丘林；地理老师讲官厅水库，讲西伯利亚大森林；语文老师让我们轮流朗读《马特洛索夫》、《鼓手的命运》；历史老师津津乐道于《冲击冬宫》和《察里津保卫战》；连美术老师也变得伶牙利齿，下了课还在说列宾如何画伏尔加纤夫的故事；政治老师则斩钉截铁地预言着：“帝国主义将来一定要灭亡；全世界劳动人民正以苏联为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那种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然后再着手建设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那就叫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如此光明如此快乐如此简单又如此全面，我觉得社会主义好比一道闪电，使我的脑海心田一下子就亮了，就开了，就装满了这种理想。老师说这叫远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