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任何试图掩盖这一事实的社会都注定要失败。他承认，生物本能并不像支配别的动物那样严格地支配着人类，但是他坚持认为，我们行为的遗传基础牢靠的足以限定社会发展的程度(又见Lumsden andilson，1981)。

    社会生物学因为将人涵盖进去而引起强烈的反响，导致一些批评者认为整个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只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的延续(关于对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见Sa agu，ed.，1980；Rose et al.，1984；又见Rose的答复，1979b，1982，以及Caplan所编的论著，1978)。社会科学家的愤怒属于预料之中；他们的观点所依据的假设是，决定行为的是社会环境，而不是生物的遗传。他们之所以急于宣称人类不受制于遗传决定论，是因为他们想把研究动物的社会生物学贬斥为被传统观念引入歧途的科学。因为社会生物学家是根据个体竞争来描绘自然界，人们谴责他试图为维护种族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性别歧视奠定基础。作为答复，有必要指出，不管社会生物学在应用人时应该有什么限定，但是它相当成功地解释了动物行为的神秘方面。一些赞成将社会生物学视为〖SS〗的进化论者则赞同我们应对社会生物学在人类的应用方面持怀疑态度，因为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使大脑不太容易受本能的支配（比如，Gould，1977c）。我们没有先验的理由期望我们的本性不控制我们的任何行为；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不受我们过去进化历程的支配。需要做的是以开明的态度来思考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本能的支配（Midgley，1978；Konner，1982）。达尔文主义也许受到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启发，但是已经证明达尔文主义是成功的科学。有些人之所以认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错了，是因为他们憎恨对达尔文主义的可能运用，这暴露出他们本身就缺乏客观的态度。

    在生物决定论问题上，社会生物学提出的问题原则上有些直率，没有考虑到困难的是在实际中难以分清到底是遗传还是环境塑造了人的品性。如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SS 〗受本能的制约，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事实上，我们也许能够通过教育的力量，来消弱这些本能的影响。但是威尔逊(ilson，1978）又一次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进化论能否提供一个世界观，该世界观坚实的足以作为新伦理学的基础。在某些方面，他发展了一种论点，即自然界的产物必然是好的，而且应该体现在我们社会的目标中（见Greene，1981）。如果社会生物学使我们不再相信上帝，那么进化论本身就必须告诉我们生活的目的和行为的方式。但是进化却受基因差异成功的盲目驱使，意识的产生只是提高行为复杂度过程中的一个偶发事件。很多人觉得进化论作为一门科学或许是成功的，但是进化论承担不了说明超结构的重任。如果进化过程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只要我们无论如何都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能用进化论来指导道德行为。了解我们的过去的确很有意思，如果这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改革进程中的困难，那么知道过去甚至还有实用价值。但是，问题是，是否应该根据我们的进化历程，来决定是否应当尝试某种变革。如果达尔文主义接近真理，那么宇宙还没有向它的产物，即我们人类，昭示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即使在进化论中存在道德信息，从这种信息中我们所获悉的也只不过是不要从我们自身之外寻求指导。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否掌握进化的知识，都应该从自己的意识出发，去寻找道德价值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