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游说政府，告诉它们应该通过立法来提高——或者至少是维持——种族的生物学水平。有少数人鼓励职业阶级的人多要孩子，但是优生学运动逐渐开始集中于限制底层社会成员的出生率上。一种更加悲观的思想倾向替代了高尔顿所倡导的改善种族的观点，这种悲观思想的基础只是要防止种族的进一步堕落。疯子与弱智者成了最常见的靶子，犯罪倾向也被看成是心理缺陷的副产物。为了提供必要而“准确”的甄别手段，从事心理测试的科学家受到了鼓励，并且首次尝试确定一种衡量智力水平的标度。这种方法是把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相比，于是就得出了智商，或称IQ。有人认为，很容易识别出天赋的智力，不过早期的测试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教育的影响，因此突出了底层阶级具有明显较差的智力（Gould，1981；Evans and aites，1981）。优生学运动坚持应该对那些智商水平最低的人加以管制，或者让他们与异性隔离，甚至采取绝育措施，防止他们的生育。美国的一些州还通过了立法，要求智力上低于某个标准的人不能生育。人们还恐惧那些从东欧移居来的“次等”种族群众的繁衍。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德国，开始了最大规模的绝育工程，并成为纯化“亚利安人种”努力的一部分（harmsen，1955）。

    20世纪早期，一些社会和科学的因素促进了优生学声誉的突然提高。社会工作者们渐渐地转而相信虚伪和无能可以遗传很多代这种遗传观点。有人认为，这些现象表现出来的是生物学的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那些负责管制疯子和弱智者的人也相信这种品质是通过遗传因素传递的。中产阶级和职业阶级对心智低于平常水平的人在数目上的急剧增长，越来越感到忧虑。中产阶级和职业阶级确信，他们在社会上获得的地位完全是依靠天赋的能力，而且他们还希望能把这种能力传给他们的孩子。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经济收入被大量用来作为帮助人口不断增长的无能者和疯子的税收；他们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小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正优生的普遍性正在下降。

    从科学的角度看，优生学得益于孟德尔遗传学在1900年以后的迅速发展。高尔顿最初曾经形成自己的观点，来代替在人类中的自然选择，同时，他的英国追随者，特别是卡尔·皮尔孙，也跟着提出了相似的看法。生物统计学上的定量技术不仅被用来证实自然选择的力量，而且还作为研究人类特征遗传的手段，用来证实优生政策的必要性。无论如何，达尔文主义不是遗传唯一的来源；事实上，高尔顿本人并不相信对有差异个体的选择是自然进化的动因。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为遗传观点奠定了全新的科学基础。这些规律恰好通过实验说明生物特征能以完整单位的形式进行多代遗传。在美国，并没有以任何形式的高尔顿生物统计学，但是新生的优生学组织却非常热情地支持孟德尔主义。有人认为，一个劣等的特征，比如弱智，是某一个基因在人群中循环的产物。进而，这种观点似乎支持了迅速淘汰劣等特征的建议，或许也支持了防止那些具有此种特征的人生育的建议。虽然大多数早期的遗传学家不相信选择是生物进步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理论还是对那种认为有害特征可以传播的不太激进的观点提供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