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繁荣的环境表明，优生学只是达尔文主义的间接拓展。高尔顿可能已经向世人警示自然选择的宽松性可能会导致种族没落，而英国的优生学者，比如皮尔孙，则一直认为自然选择与他们推荐给人们的人工选择相似。然而高尔顿本人不是一个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坚持认为自然进化是通过短时间的突变，而不是通过对个体差别的选择。确切地说，这也是早期遗传学家们采纳的立场。美国优生学家利用孟德尔主义这个事实表明，他们从根本上是从遗传论的角度看待人类的性状，而不是沉醉于通过选择就能达到人类进步的想法。在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中，优生学家明确地站在先天决定论一边，也就是说，相信遗传决定论（Cravens，1978）。他们不愿意支付额外的税收来为穷人造福，理由是穷人不可能从改善的条件中获益，因为他们劣等性是由基因决定的。绝育则是一种更经济的办法，尤其是有人提出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减少人群中的有害特征。

    20世纪30年代，优生学运动开始衰落。尽管它的影响程度在逐渐下降，但它还在继续有影响。乍一看，衰落的原因好象从“负优生”立场出发的一些论点显露出科学上的弱点。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把所有不适特征简单地描述为是由少数几个“坏”基因造成的，这是对真实情况的歪曲。许多特征都是受到了一定数量的不同基因的影响，同时，无论遗传潜力如何，环境都能对生命体的生长造成影响。群体遗传学家也表明，要使整个种族的构成都发生明显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这一时期达尔文主义与遗传学的综合，阻碍而不是推动了优生学的进程。但这些科学发展显然又不可能是从根本上摧毁这场运动的主要原因。早在优生学出现明显的衰落之前，多数生物学家就已认识到事情的真实状态。他们中许多人不再支持优生学，虽然少数几个人是例外，他们只是不去批评优生学，而任由一些优生学的倡导者继续详细阐述那个过分简单化的灵丹妙药。随着科学家们疏离一个会引起争议的问题，对人类基因的严格探索也开始一蹶不振。这仅仅是厌恶了公开争论？还是害怕直面一场在公众中仍拥有广泛支持的运动（Ludmerer，1972；Provine，1973；Gould，1974a）？到了1930年，优生学的主流已堕落成为一场伪科学游戏，然而仅仅在这以后，科学家们，比如J·B ·S·霍尔丹(haldane，1938），才开始公开指出优生学的缺陷。

    促使优生学走向消亡的真实原因显然不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而是公众日益认识到了优生学的危险性，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极端行为所带来的影响（Searle，1979）。纳粹的行为表明，极权国家根据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去控制人口，会造成更具威胁的集权主义危害。这就揭示出形式上不够严格的优生学所具有的道德危险。最初的时候，人们确实认为国家有责任去限制不适者的生育，当时只是针对几种明显的缺陷类型；但是纳粹的行为表明，可以将“不适者”的界定拓宽到整个人类。这时，人们对折中的态度开始重新审视了，而且随着科学家向公众指出优生学的遗传学基础很脆弱，优生学便失去了支持。

    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根据的观点都是认为社会中的某些成员，或者是种族，或者是阶级，天生就要低人一等。他们社会地位之所以低下，是由于他们不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正确的作用。因此，社会结构的改革不会使他们明显获益。这个观点中的意识形态很明显：自然惠顾于那些占据了优越地位的人，并支持那些寻找借口谨防自己在人群中的优越地位被剥夺的人。相反，寻求改革的人则相信社会背景和教育决定了一个人的品性；穷人不是因为遗传而落伍，如果我们能改善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能成为更好的人。因为很难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