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你为什么会接受“上帝派国王来统治我们”这些被教会领袖们反复强调并确信无疑的观点呢？在17世纪，如果你提出这种问题，你很有可能引起英国和殖民地陪审团对你的极大愤怒，会指责你对上帝的不忠，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们可以随意因为你有自己的信仰而将你折磨至死。但到了18世纪，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罗赛特又写道(摘自《共和国的萌芽时期》1953)：

    在美国社会环境压力下，基督教变得更加仁慈和温柔，对宗派间的争斗也更宽容，对乐观主<dfn>hｔｔｐ://ｗｗｗ?９9ｌib?ｎeｔ</dfn>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也给予更多自由，对科学的兴起给予了更多的实验机会，对民主的到来持更为放任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大量传教士所高声哀叹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殖民主义者放弃了世俗的观念，开始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逐渐开始用怀疑主义的眼光审视事物。

    《人权法案》将宗教与政府分离开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各个宗教视其自身为真理的化身，并急切地希望将这个真理强加于其他人。极端主义宗教的领导者和实行者通常不知道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差异，也没有意识到真理可能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人权法案》的制定者参照了英国的先例，那时的英国，基督教的叛教罪和世俗的叛国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许多早期的移民是为了逃离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乐于因为别人与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同而去迫害别人。我们国家的创始者认识到了政府与各个争吵不休的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自由将招成致命的威胁，对宗教自身也同样有害。法官布莱克在1962年恩格尔诉维塔尔一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中对第一修正案的政府条款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它的首要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确立的，即，政府和宗教的联合将导致政府的毁灭和宗教的堕落。

    而且，《人权法案》对权力的分离也具有制约力量。沃尔特·萨维奇·兰多曾经说过，每个教派和宗派都对其他教派是一种道德检验：“竞争在宗教中的作用就如同在商业中一样有益。”但是代价是高昂的：对于宗教团体来说，竞争对采取一致行动获得其共同利益是一个障碍。

    罗赛特总结道：

    教会与政府分离以及个人意识自由这对双胞胎是我们民主制度的精髓，这实际上是美国对于西方人获得自由的最伟大贡献。

    现在，当人们获得了这些权利，却并不使用它，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有言论自由权，但没有人提出与政府相反的意见；有新闻自由，却没有人愿意提出尖锐的问题；有集会的自由却无人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有了普遍的选举权，参加投票选举的人却不够半数；有了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法案，却无人监督其分离的有效性和长期性。由于公众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变成了还愿的供品和口头爱国者。权利与自由：要么使用它们，要么失去它们。

    多谢《人权法案》制定者们的高瞻远瞩，更要感谢那些甘冒个人风险的人坚持施行这些权利。由于他们的努力，现在要压制言论自由是很困难的。学校图书馆委员会、移民局、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那些寻求廉价选票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可能会不时地尝试着去压制言论自由，但这种压制迟早会引起爆炸。尽管《联邦宪法》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公共官员都发誓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部大法，但是，仍有一些活动家和法院偶尔也会以身试法。

    然而，如果降低教育标准、放松知识竞争、削弱对重要问题的争论的热情，以及制定限制怀疑精神发展的社会约束法令，那么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