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茶与名人-1
的“焦坑茶”产自粤赣边的大瘐岭下；还有四川涪州（今彭水）的月兔茶，江西分宁（今修水）的双井茶，湖北兴国（今阳新）的桃花茶，等等。苏轼爱茶至深，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里，将茶比作“佳人”。诗云：
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末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苏轼对烹茶十分精到。“精品厌凡泉”。他认为好茶必须配以好水。熙宁五年在杭州任通判时，有《求焦千之惠山泉诗》：“故人怜我病，蒻笼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昼睡美方熟。
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苏轼以诗向当时知无锡的焦千之索惠山泉水。另一首《汲江煎茶》有句：“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诗人烹茶的水，还是亲自在钓石边（不是在泥土旁）从深处汲来的，并用活火（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的。南宋胡仔赞叹《汲江煎茶》诗说：“此诗奇甚，道尽烹茶之要。”烹茶之劳，诗人又常常亲自操作，不放心托付于僮仆：“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雪汤生几珠”（《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苏轼对烹茶煮水时的水温掌握十分讲究，不能有些许差池。他在《试院煎茶》诗中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遶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他的经验是煮水以初沸时泛起如蟹眼鱼目状小气泡，发出似松涛之声时为适度，最能发新泉引茶香。煮沸过度则谓“老”，失去鲜馥。所以煮时须静候水的消息。宋人曾有“候汤最难”之说。
对煮水的器具和饮茶用具，苏轼也有讲究。“铜腥铁涩不宜泉”，“定州花瓷琢红玉”。用铜器铁壶煮水有腥气涩味，石烧水味最正；喝茶最好用定窑兔毛花瓷（又称“兔毫盏”）。
苏轼在宜兴时，还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纪念他，把此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即是苏轼用此壶烹茗独饮时的生动写照。
苏轼亲自栽种过茶。贬谪黄州时，他经济拮据，生活困顿。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稍济“困匮”和“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云：“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在另一首《种茶》诗中说：“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
是说茶种在松树间，生长瘦小但不易衰老。移植于土壤肥沃的白鹤岭，连日春雨滋润，便恢复生长，枝繁叶茂。可见诗人于躬耕间深谙茶树习性。
苏轼喝茶、爱茶，还基于他深知茶的功用。熙宁六年（公元１０７３年）他在杭州任通判时，一日，以病告假，独游湖上净慈、南屏、惠昭、小昭庆诸寺，是晚又到孤山去谒惠勤禅师。这天他先后品饮了七碗茶，颇觉身轻体爽，病已不治而愈，便作了一首《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
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诗人得茶真味，夸赞饮茶的乐趣和妙用。昔魏文帝曾有诗：“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
苏轼却认为卢仝的“七碗茶”更神于这“一丸药”。在诗作中他还多次提到茶能洗“瘴气”：“若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同烹贡茗雪，一洗瘴茅秋”。
苏轼《仇池笔记》中有《论茶》一则，介绍茶可除烦去腻，用茶漱口，能使牙齿坚密。他说：“除烦去腻，不可缺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