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自唐开元年间以后，在许多城市已有煎茶卖茶的店铺，只要投钱即可自取随饮。这表明唐时茶馆在我国已比较普遍地发展了起来。但我国茶馆的兴盛与繁荣，还应当说始于宋。

    宋代茶馆的繁荣，尤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京城和交通要道、货物集散的大城巨市为着。以汴京和其他都市的４５中国茶经情况为例，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年间的汴京，凡闹市和居民集中之地，茶坊鳞次栉比，如潘楼东街巷的茶馆：“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归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这就是说，在这一带除白天营业的茶馆以外，还有一种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茶坊和商贩、劳动人民拂晓前进行交易的早市茶坊。

    这种“鬼市子”茶坊，不只“至晓即散”，实际上也是一种边喝茶边做买卖的场所。应该指出，北宋汴京茶馆，多数当如孟元老所记的朱雀门外的茶坊那样：“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稭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把这段话再说明白些，就是这一带的茶馆，大都是从早开到晚，至夜市结束才关的全天经营的茶坊。

    关于宋朝都市中的茶馆，在《都城纪胜》中有这样一段集中的描述：“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兼卖梅花酒。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正，但将此为由，多收茶钱也。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

    以上介绍的是南渡以后临安形形式式的茶馆情况。由此可见，５５南宋杭州的茶馆，在“都人”大量流寓以后，较北宋汴京的茶馆更加排场，数量和形式也更多了。茶馆还和贸易有关。据《梦粱录》（公元１２７４年）记载，南宋时杭州“处处各有茶坊”，“今之茶肆，刻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梦粱录》在讲过“茶楼”、“人情茶肆”和“市头”等情况以后，对“花茶坊”和其时杭州的几家有名茶店，也特别作了详细介绍。其称：“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吵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人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宋室南渡以后，中原各色人等，上自王公贵族，下至三教九流，相随云集临安，使杭州的人口不仅暴增，居民的成分也更加复杂起来。在旧社会，有句俗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上可以清楚看出，其时杭州茶馆的业主，应社会的需要，分别开设了主要供“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的高级茶楼；供“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的清雅一些的茶肆；还有专供“为奴打聚”、“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的层次较低的“市头”；更有“楼上安着妓女”，楼下打唱卖茶的妓院、茶馆合一的“花茶坊”。总之，在杭州城内，各个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与自己地位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