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的世界里
有辗转病榻的人,才感到春天的萧瑟。这种萧瑟不同于秋天的风扫落叶。那些从灰黯中渐渐明亮起来的颜色,仿佛每朵花、每片叶子都预言着什么。
林徽因这几天病得又不能下床了。65岁的老母本来身体就不太好,还得挣扎着为徽因的一双儿女烧饭做菜,给徽因煎药。林徽因觉得,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宝宝为她在书桌上插了一束含苞的杏花,她几乎是从始至终看了它的开放和残落的全过程。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才觉得时光的短暂和冷酷。她把凋零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收集到一只玻璃瓶里,那些日子的碎屑,残留着微弱的香气,它们从枝梢落到桌面上,就褪尽了所有的颜色。
大表姐王孟瑜从上海来探望她了。
这次见面,大表姐苍老多了,林徽因几乎认不出她。林徽因记忆中的大表姐,似乎应该永远是那个扎着一条长辫子的姑娘。
林徽因的童年是在上海爷爷家与大表姐一起度过的。大表姐长她八岁,胖胖的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眸子。爷爷去世后,她与大表姐就分开了,随母亲迁到北京,张勋复辟时,又搬到天津英租界红道路。那年,二娘程桂林患肋膜炎,在京治病,父亲也忙于公务,顾不上照看天津的家,便请大姑姑来料理家中琐事,大表姐也一同来了。表姐到后,家庭教师陈先生的讲课也开始了,当陈先生给林徽因讲唐诗的时候,大表姐有时也过来听。
林徽因最后一次见大表姐,是在1934年他们去浙南宣平考察,回来时路过上海,匆匆会了一面。
大表姐也几乎认不出林徽因来了。她接到信后,知道徽因已病得很重,焦灼不安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大表姐在北平住了半个月,更多时两人对望着,没有什么话语。但是,又仿佛把许多年要说的话说完了。大表姐依然是那么纯朴,总是默默地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为徽因减轻些负担。一直到大表姐离开的时候,徽因心里有许多话想说,但始终没说出来。那天早晨,徽因无力走下病榻,只是隔窗望着大表姐离去的背影,大表姐没有回头,林徽因知道,那是怕她看到那双流泪的眼睛。
那天晚上,林徽因怎么也睡不着觉,她随手拿了一张纸,把给大表姐想说的而没说的话、把无限的凄凉全部倾注到稿纸上:
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
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
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
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
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
一切小小的留恋算不得罪过,
将尽未尽的衷曲也是常情。
你原谅我有一堆心绪上的闪躲,
黄昏时承认的,否认等不到天明;
有些话自己也还不曾说透,
他人的了解是来自直觉的会心。
当我去了,还有没有说完的话,
像钟敲过后,时间在悬空里暂挂,
你有理由等待更美好的继续;
对忽然的终止,你有理由惧怕。
但原谅吧,我的话语永远不能完全,
亘古到今情感的矛盾做成了嘶哑。
写完《写给我的大姊》这首诗,林徽因仿佛完成了一种诀别,了结了对人生的一份依恋,她觉得怅惘更加深重了。
在这些苦闷的日子里,写诗是她唯一的慰藉,仿佛只有用诗句才能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完。这段日子她写了很多,每首诗都是当时心境的反映。如《六点钟在下午》、、《展缓》、《小诗》、《恶劣的心绪》等。
她这样写生命的无奈:
当所有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