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 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 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 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 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 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 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 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 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 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 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 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 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 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 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 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 （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 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 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 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 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 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 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 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 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 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 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 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 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 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 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 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 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 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 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