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防弊，应当先从议员名额上改革起：使省议员依县区支配，国会议员依道区或旧府区支配。如此，则守法的区域不至为舞弊的区域所牵掣，而澄清选举的运动可用守法的区域作标准了。选举的改革固然仍须要有守法的公民作继续不断的监督，然而没有这种制度上的改革，就要监督也无从监督起，因为一县选民册的信实，如何敌得住同区各县的浮报呢？

    第二，从民治国家的经验上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民治的制度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民治制度的推行，曾经过两条路子：一条是一个民族自己逐渐演进，如英国之例；一条是采用别国已成之制，如近代许多新起的民治国家。无论在那一条路上，都曾有过很腐败的时代；英国在一八三二年和一八六七年两次选举大改革以前，也曾演出很不像样的政治罪恶。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其实这个道理很不稀奇。惯用菜油灯盏的中国人，居然会用电灯了；向来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商业的中国人，居然会组织大银行和大公司了。政治的生活虽然没有电灯电话那样简单，其实也只是有组织的生活的一种。这种组织的生活是学得会的。可是讲到了“学”字，就得有“学”的机会。讲教育的人都知道最好的教育是实地的学习。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因为它是全国一致的，是有公民资格的人都可参加的。要使这个大学校办的有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上课，就是不准学生逃学。我们往往说，中华民国十二年的经验究竟有了什么成绩可说？这话错了。这个中华民国政治大学虽挂了十二年的招牌，但上课的日子很少，逃学的学生太多。上课的日子少，故谈不到成绩；逃学的学生多，故还算不得正式开学。信心太薄弱的人们呵，你们且等这个学校正式开学上课之后再来批评成绩，还不迟罢。

    西洋各国采用民治制度，也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失败的大原因不是由于上课太少，就是由于逃学太多。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的训练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的多。我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六两年，曾去参观美国的选举。我到了投票场，讨得了选举票的“样张”，见了上面的许多姓名和种种党徽，我几乎看不懂了。我拿了样票去问在场的选民，请他们教我。我故意拣了几个不像上等人的选民，——嘴里嚼淡巴菰的，或说话还带外国腔调的，——不料他们竟都能很详细地给我解释。那些嚼淡巴菰带外国腔的美国选民，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的多！

    有人说：“那不过是公民知识的长进，与公民的道德无关；也许那些有公民知识的人未必都是良好的公民罢？”我的答案是：公民知识是公民道德的要素；公民知识的普及是公民道德养成的重要条件。公民的知识不充分，所以容易受少数舞法奸人的愚弄。且不要说什么了解国民天职的好听话头。

    单说大家都明白了政治制度的作用，都“戳穿了西洋镜”，都晓得利在何处弊在何处了，那时候，作弊自然不容易了，监督的方法自然更完密了。防弊之法加密，作弊之机会减少；公民道德的进步其实不过如此。什么“人心丕变”“民德归厚”，都不过是门面话。要想公民道德的进步，要造成良好的公民，只有两条路：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他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