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即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东游之年。中国与“西洋”的交通正开始。不过当时所谓“西洋国”并不很“西”罢了。大概贵哥口中的“西洋”，不过是印度洋上的国家。

    故我们可以不必怀疑这些小说的年代。这些小说的内部证据可以使我们推定它们产生的年代约在南宋末年，当十三世纪中期，或中期以后。其中也许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之前，最晚的也许远在蒙古灭金（1234）以后。

    这些小说都是南宋时代说话人的话本，这大概是无疑的了。（参看鲁迅《小说史略》第十二篇）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和吴自牧的《梦粱录》等书所记，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有四大派，各有话本：（1）小说。

    （2）讲史。

    （3）傀儡。“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

    （4）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以上说“四家说话人”，与王国维先生和鲁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专篇论这个问题）

    大概“小说”一门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种子目：（a）烟粉灵怪传奇。

    （b）说公案。“皆有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

    （c）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d）说经。“谓演说佛书。”

    （e）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我们现有的这八种话本，大概是小说和讲史两家的话本。《海陵王》和《拗相公》都该属于“讲史”一类。《冯玉梅》一卷介于“说公案”和“铁骑儿”之间。《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和附录的《灯花婆婆》），都是“灵怪传奇”。《错斩崔宁》一卷是“公案”的一种，开后来许多侦探小说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先路。

    崔宁冤枉被杀，起于十五贯钱，后来“十五贯”也成了侦探小说的一个“母题”，如昆曲中有况太守的《十五贯》，便是一例。《菩萨蛮》一卷虽不纯粹是“说经”，却是很进步的“演说佛书”的小说。“说经”的初期只是用俗话来讲经，例如敦煌残卷中的《法华》俗文之类。后来稍进步了，便专趋重佛经里一些最有小说趣味的几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残卷中的《八相成道记》，《目连》故事，《维摩诘》变文等。到了更进步的时期，便离开了佛书，直用俗世故事来演说佛教的义旨，《菩萨蛮》便是一例。

    这几篇小说又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说话人”的神气，和说话的情形。

    陆放翁有“小舟游近村”的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乡村的说话人。京城里的说话人便阔的多了。他们有“书会”，有“雄辩社”（均见周密的《武林旧事》）。至少他们有个固定的说书场。他们自称为“说话的”（见《菩萨蛮》）。他们说一个故事，前面总有个引子，这个引子叫做“得胜头回”。本书《错斩崔宁》一卷说：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鲁迅先生说这种话本的体制：

    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

    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