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前，由于我几个最亲近的同事的建议，我答应了写一部自传。我已经着手写作，但是头一页还没写完，孟买的暴动便发生了，于是这工作便停顿下来了。跟着便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终于导致我被囚于耶罗弗达狱中。捷朗达斯先生当时和我同狱，他要我把别的事情搁置一旁，继续写完我的自传。我回答他说，我已为自己订好了一个学习计划，除非完成了这个计划，我不打算再做别的什么事情。其实，如果在耶罗弗达狱中服满刑期，我真的可以写完自传，因为我获释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写完。这时史华密·阿南德又提出这个建议，而我也已经完成了《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我便准备为《新生活》写我的自传。史华密要我单独写一本书出版，可是我没有功夫。我只能一周写一章这样写下去，每一个星期我总得给《新生活》写一点东西，那么写自传不是很好吗？史华密同意这个办法，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干起来。

    然而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朋友，在我沉默的日子向我表示他的怀疑。他说：“您怎么这样冒冒失失，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一种特殊做法。除了那些受了西洋人的影响的人，我不知道东方有谁写过自传。而且您想写什么？要是明天您否定了今天自以为是一些有原则的东西，如果将来您改变了今天的计划，那些根据您说的或者写的而行事的人不是要犯错误了吗？您难道不觉得不写象自传这样的东西，至少是现在不写，不是更好一些吗？”

    这种说法对我有些影响。不过我的意图倒不在于写一部真正的自传。我只是想把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讲出来，因为我生平没有别的，只有这种体验，这个故事采取自传的形式倒是真的。然而只要这个故事的每一页所说的都是我的体验，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我倒不在乎。我相信，或者至少这种信念使我感到得意，就是把所有这些体验的有关部分写出来，对读者不会是没有益处的。我在政治方面的体验现在不但印度都知道了，就是对于“文明的”世界，也多少知道一些了。这些体验对我倒没有多大价值，因此它们为我所挣得的“圣雄”的尊荣，价值就更小了。这个称号常常使我深深感到痛苦；而且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它曾使我感到过得意。然而我当然愿意把我在精神上的体验说出来，这些体验只有我自己知道，而且我在政治方面进行工作所具有的那种力量无不得自这些体验。如果这些体验真正是属于精神上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了。它们只能增加我的谦虚。我越是回想和回顾过去，我越发分明地感到自己不行。我所想要达到的——三十年来我所致力和争取达到的——就是自我实现，面对面看着上帝，达到。我为此目的而生，为此目的而行，而且孜孜以求其实现。凡是我所说的和所写的，以及我在政治方面的一切冒险，无一而不导向这同一目的；但是因为我一直相信，对一个人可能的事，对所有的人也是可能的，所以我的实验并不是关起门来而是公开进行的；而我并不认为这个事实降低了它们的精神价值。有些事情是只有一个人和他的造物主才知道的。这些当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所要说的体验不是属于这一类，不过它们是精神上的，或者不如说是道德上的，因为宗教的本质就是道德。

    只有那些属于宗教的、大人小孩都能理解的事情，才包括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我能够以一种心平气和而谦虚的精神来讲这些体验，其他的很多体验者会找到他们进军的食粮。我还不敢说这些体验已经尽善尽美。我敢于宣称的只不过是象一个科学工作者那样，他虽然以极端的准确、远见和细致进行实验，却从来不敢宣称他的结论就是最后的，而对它们采取一种虚心的态度。我经历过深刻的自我反省，一再探求自己，并且检查和分析每一种心理状态。然而我还远远不敢宣称我的结论就是最后的，没有错误的。只有一样我敢于宣称，这也就是